什么也找不到
先复习一下“多态性”这个概念
多态性：内在基因不同或基因相同，但是有的基因呈现显性，有的基因呈现隐性从而导致的不同，常常呈现为外在的不同。例如，人类的肤色、身高、形状等差异。
在人类23对46个染色体上，只有最后一个染色体的Y染色体找不到变化。也就是说Y染色体不存在多态性。意味着Y染色体不会产生变化，没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继续研究Y染色体了。
“线粒体夏娃”的基因树，第一次将时间测度引入了年代估计，清晰地指出，所有现代人的共同线粒体祖先，生活在15万年前。
血型开始的分子探索
血型，最先被认为是基因的载体而最早进入了分子层次的遗传研究。
1901年，奥地利细菌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终于找到了真相，他发现了第一个人类的血型系统，他把人的血型分成A、B、AB、O型，简称ABO血型，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来自美国生物学家列文庭和来自“遗传学之父”费希尔的两个学生的结论彻底否定了从血型寻找人类遗传的错误道路。人们把这两次大的转变，称为遗传学上的两个大型炸弹。
两个大型炸弹
理查德·列文庭是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必须四处上课。他在从芝加哥到路易斯安娜的巴士上，用统计学分析计算证明现存人类属于一个种，亚种分化不存在，种族不存在。从此，群体遗传学诞生了。
1970年代，欧洲的一批科学家尝试用数学方法解决遗传学问题。费希尔的两个学生，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和安东尼·爱德华经过20多年合作，不是参照外在的形态数据，而是根据内在的多态性，计算绘制出了一棵与众不同的谱系树。他们的数据来自全球的15个群体，在不可胜数的无数种多态性中，他们采用简约方式筛选出几十种典型多态性数据。从此，计算遗传学诞生了。
群体遗传学发现，所有人类属于一个大家族。计算遗传学发现，各个群体指向同一个主根。
勇敢的列文庭
列文庭认为，即使在同一个族群之内，依然存在少量的遗传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不足以使人类变成不同的亚种。
列文庭的严谨的统计学计算结论，推翻了他自己假设的“种族”分类——92%的多样性在群体间无差别，只剩下8%的多样性有所差异，不足以成为另外一个不同的物种或亚种。这个结论，正是科学界必须否定和摒弃的“现代存在亚种分类”观念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明：现存人类属于一个种，亚种不存在，种族不存在。
列文庭自己假设的“种族分类”错了，他的发现还证明了世界分类学之父林奈和人类学权威库恩也都错了。因为否定了世界权威，他也获得了“勇敢的列文庭”的称号。
引起进化的三个力量
1990年代，人们已经知道引起“进化”的力量非常简单，只有三个。
最主要的力量是基因的突变。
没有突变，就没有多态性。每一代人的每一个基因组（又称染色体组）大约产生30个突变。换句话说，每个人身上都有30个突变，使得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不同。突变是随机发生的变化，是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基因复制出现的错误。
第二个力量是选择，尤其是自然选择。
第三个力量是遗传漂变。
奥卡姆的威廉是一个奇才，他刻板地逐字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格言：上帝和大自然绝对不做任何多余的事，总是付出最少的努力。
他说过一句著名的拉丁语格言：除非必要，不做多元的假设。
总而言之，大自然喜欢简单甚于喜欢复杂，尤其当事物是变化的。
如果我们承认大自然变化的趋势总是选择从A点到B点的最短路径，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推断出过去的理论。
1964年，第一次将这种简约原理有条有理地运用于人类分类的科学家，正是斯福扎和爱德华兹。他们两个人在20多年的合作研究中，树立了两个里程碑式的假设，这两个假设后来都用在了人类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上。
第一个假设：遗传的多态性是可预测的，亦即它们是中性的，频率的任何差异都来自漂变。
第二个假设：人群之间的正确关系必定遵从Ockham规则（奥卡姆剃刀），亦即导致大量数据产生必需的变异的步数，必须最小化才能找出答案。
1971年，斯福扎和“遗传学之父”费希尔的另一个学生沃尔特·伯德默合作完成了一些新的估算：
4.1万年前：非洲人和东亚人分离。
3.3万年前：非洲人和欧洲人分离。
2.1万年前：欧洲人和东亚人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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