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11am223
随着年龄的增长，杜甫的诗有了明显的变化，四十岁前的诗，大多是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四十岁以后，他的诗中地域大了，格局也大了，从个人和眼中的美好，开始关注社会制度以及人民的生活。
杜甫看到了政风腐败、边疆失利，民生渐趋凋敝，帝王的生活却奢侈无度。他的《兵车行》写了唐代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前出塞》一再地对侵略性战争提出疑问；《丽人行》写了杨贵妃和杨氏姊妹荒淫无耻的生活以及她们丑恶的行为，字里行间饱含了多少人民的血泪。
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
杜甫在长安有两个好友，一个是多才多艺，懂天文地理、国防要塞的郑虔，一个是任国了监司业的苏源明，他们三人一起饮酒论文，可惜764年苏郑先后死去，杜甫只能作诗哀悼他们。
“故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
754年春天，杜甫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洛阳迁到长安，更加重的杜甫的负担，一家人生活困难，一年未满，杜甫不得不把妻儿送到陕西蒲城寄居，他自己又回到长安。
也许是杜甫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慰，这个县慰不是什么好差事，是以鞭打人民为职业，这是杜甫不能接受的。当时高适任封丘县慰时，还作诗写了县慰生活的沉痛：“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杜甫为高适感到庆幸，因为他脱身县慰，不用再鞭打人民了。虽然自己四十四岁了没有一官半职，但他不能重蹈高适的覆辙，不加思索就拒绝了这个任命。
杜甫诗中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他拒绝了县尉这个职位。
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不得不巴结权贵，苦苦求一官职而不可得，与此同时生活困苦甚至到了衣食不继的地步。
我们也看到了杜甫在长安十年的无奈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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