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的热点非大毛跟二毛打架莫属。这场距离我们数千公里外的战争，让无数国人也随之化身业余国际形势专家和军事专家，各种分析和讨论热火朝天。但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别看大毛和二毛打得欢，但幕后黑手另有其人——若非某超级大国数十年如一日的充当搅屎棍、不断恶化欧洲的安全形势，这一仗根本就打不起来。

两毛热战只是表象，背后还是大国冷战作崇

但是在舆论中也不乏一些杂音。比如高举反战旗号，认为大毛侵犯了二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万恶的侵略者；比如认为二毛作为主权国家有自愿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权力，大毛试图阻止的行为就是妥妥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再比如有人干脆不管谁对谁错、谁输谁赢，反正我就是热爱和平，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

这些言论引起了我的兴趣，闲得无聊还研究了一下相关账号，发现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就是几乎都没有经过认证；其二就是大多为新注册或常年潜水号；其三就是发表的言论似乎使用了统一模板，而且不乏复制粘贴的简单操作，然后到处反复刷屏。

有人指责这是“5亿美元”大展神威的结果，对此我没有证据，也不好乱说。但哪怕发表这样言论的人都是善良无辜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类似的观点也是幼稚的、愚蠢的。

如果并非别有用心，那就是脑子问题，九漏鱼都不如的水平

就像绝对的自由等于没有自由、绝对的善良很可能是在作恶一样，没有底线的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往往也会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老祖宗告诉我们，要以史为鉴。事实上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中，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有人选择了战争，最终收获了和平的硕果；也有人选择了和平，结果坠入了万丈深渊。

今天我们就以北宋为例，来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

01

在历朝历代开国之君中，宋太祖赵匡胤算是比较佛系的一个。他既缺乏秦皇唐宗那样的勃勃雄心以及占有一切、控制一切的权欲，也不像刘邦、朱元璋那样整天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把臣子们虐得死去活来。事实上，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段极其黑暗且混乱时代的帝王，眼睁睁的看着仅仅是中原大地上，就在短短的70多年时间里更替了5个朝代、15位皇帝，这样惨烈的事实要说对老赵没有影响和触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别看老赵长得憨厚，实际上心眼可多了

所以在赵匡胤的心目中，像汉唐那样横扫四夷、扬威域外的远大理想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更是无法想象的。他的目标，也许仅仅是让他所开创的大宋王朝，不至于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代罢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宋王朝长命，或者说在危难关头能保住命呢？赵黑胖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五代为啥那么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军头们太嘚瑟，“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卷五十一·杂传第三十九》）嘛。所以赵匡胤宁可自废武功，也要用一杯酒斩断了宋朝军队传承的脊梁；其次就是南方太乱，十国并立，使得中原不但地盘太小还缺乏战略纵深，那就再建一统呗——于是他先后出手，将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统统铲除；另外就是五代的统治者不太重视国都的防御，动不动就被野心勃勃的军头或契丹人黑虎掏心。于是在北宋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实施“强干弱枝”的国防战略，全国十之六七的精兵都囤积在东京汴梁内外，对开疆拓土啥的丝毫不感兴趣，能守住老窝就好。

老赵的保守心态甚至还创造了一句成语——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军围攻南唐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被揍得受不了了的后主李煜只好派遣大臣徐铉求和。话说徐铉在当年是与韩熙载齐名的大才子，吵架无敌，把赵匡胤喷得哑口无言。于是恼羞成怒的赵大一着急，居然说出了心里的大实话：

“上怒，因按剑谓铉曰：‘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铉皇恐而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

可见哪怕是一统天下，对于老赵的意义仅在于晚上能睡个安心觉而已。所以那些离他“卧榻之侧”有点远、对于保护自家老窝意义不大甚至有副作用的地盘，比如西域啦、漠北啦，他连瞅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哪怕是稍远一点的西南，因为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赵匡胤也是一脸的嫌弃，干脆拿玉斧一划，就以大渡河为界，“外此吾不有也”（《方舆览胜·卷五十六》）了。

真正有雄心大志的帝王关心的从来不是自己的枕头边，而是扬威域外、万国来朝

甚至在两宋之前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甘陇地区，他也不怎么当回事，默认了府州折氏和灵夏李氏在当地的半独立地位，以至于让于此发源的西夏成为了北宋王朝百余年的梦魇。

但无论赵匡胤再怎么保守、再怎么“热爱和平”，但也是个杰出的君王，战略眼光还是有的。所以对别的地盘可以不在乎，但有一个地方，他却势在必得。

那就是北汉。

大家都知道五代时有个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殊不知这种数典忘祖的败家玩意在当时可不是啥稀罕东西。比如既后晋之后而立的后汉，其开国之君刘知远也紧抱契丹人的大腿，管辽太宗耶律德光叫爹。

不过后汉仅存在了三年、历二帝就被郭威给灭了。其时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刘崇随即称帝，仍使用后汉的乾祐年号，史称北汉。

仅有12州之地的北汉，显然是不够生死大敌后周及北宋打的。所以刘崇（称帝后改名刘旻）便学他哥抱起了契丹人的大腿。问题是此时的辽帝已经换成了耶律德光之子、辽穆宗耶律璟，按照刘知远攀上的亲戚关系，北汉和辽国皇帝应该是哥俩——这显然无法令耶律璟满意，于是刘崇干脆又给自己降了一辈，对辽主自称“侄皇帝”。

这下形势就很明显了。北汉占据着河东这个号称“表里山河”的兵家重地，居高临下俯视宋都汴梁，又跟契丹人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要是哪天二者合起伙来南下伐宋，赵匡胤别说睡个安心觉了，弄不好小命都得交待了。

北汉虽小且弱，却是契丹人插入中原的一颗钉子，不可不除

彼时的北汉之于北宋，像极了今天的二毛之于大毛。所以就像普大帝豁出去跟整个西方为敌，也不能让二毛的那个演员给某超级大国当儿皇帝一样，赵匡胤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灭了北汉。

唯此，才能保证他的大宋朝拥有真正的和平。

说干就干。在北宋立国后的第三年、即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赵匡胤就遣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出兵北汉，在占领了乐平（今山西昔县）后又大举攻打辽（今山西左权）、石（今山西离石）二州，并迫使辽州刺史杜延韬降宋。可惜北汉人的契丹爸爸很快赶到，以重兵压境迫退宋军，使其第一次伐汉之役无功而返。

5年后的开宝元年（公元968年），赵匡胤趁北汉内乱之际以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首，携大将党进、曹彬、何继筠、康延昭、赵赞兵分两路再度伐汉，并很快兵围太原。不过北汉新帝刘继元态度非常强硬，不但拒绝了赵匡胤的劝降，还率军拼死抵抗。最终在太原屡攻不下、北汉人的契丹爸爸即将来援的不利局势下，李继勋只能怏怏撤军。谁知北汉居然趁势反击，还大举劫掠了属于北宋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绛县）两州，差点把赵匡胤气得背过气去。

于是次年他干脆御驾亲征，又是征发民夫数万人修筑长墙以包围太原，又是掘渠引汾水灌城，又是不计伤亡的蚁附攀城……反正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用到的攻城手段统统用过一遍，太原城依旧屹立不倒。此时赵匡胤已经杀红了眼，哪怕辽军将至的警报一次次的响起，仍在幻想最后一次进攻可竟全功。最终到了契丹人即将形成合围之势时，老赵才含恨下令撤军，结果导致大量的物资辎重被迫遗弃，白白便宜了已经山穷水尽的北汉人。

之所以屡攻北汉不下，除了赵大太心急，就是见到契丹骑兵就打怵

这一仗打得宋军伤筋动骨，好几年都没缓过气来。直到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才借方灭南唐的胜势，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等分率五路大军云集太原城下，打算与北汉和他的契丹爸爸一决死战。谁知仗刚打起来，后方便传来噩耗——老赵驾崩了。天大地大，皇帝最大，值此国丧之际还打个什么仗？于是宋军再次撤退，第四次攻汉再度无疾而终。

甭管老赵是不是被他亲弟弟的“烛影斧声”给弄死的，也甭管赵二是否篡夺了赵大嫡系血脉的江山，但称帝后改名为赵炅的这位宋太宗，在对待北汉问题上的态度跟他大哥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其抹除。

而且赵二打起仗来显然比赵大靠谱。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他发兵六路再攻北汉，但其中只有潘美所率领的一路才直扑太原城下主战，其余五路不是占据各大关隘险地阻击必然会来的辽国援军，就是负责保护后勤通道和四处侦察敌情。就连赵炅自己也放弃了直接跑到太原城下大出风头的机会，而是亲自率一路兵马出镇州（今河北正定）牵制幽州的辽军大规模西援或南下。

这么充分的准备、靠谱的部署，想打败仗都费劲。经过5个月的大战，各路来援的辽军不是被击败就是被挡住，孤立无援的北汉哪里还是宋军的对手？汉主刘继元山穷水尽之下只能出城投降，北汉至此亡国。

战后，赵炅发泄式的下令将太原这座令宋军攻打了5次、历时17年都未攻破的坚城（至刘继元投降时，宋军也未能破城）夷为平地，另择新址重建新城，可见心中之恨以及亡汉之艰。

但哪怕再难、付出的代价再高，这一仗也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否则大宋朝将永无宁日。

---

02

对于赵炅来说，如果北汉是迫在眉睫的近忧，那么燕云十六州就是远患。如果不能尽早收复这块汉家故地，那么其早晚会化身一枚定时炸弹，将他的大宋朝炸得外焦里嫩、香飘万里……

宋都汴梁复原图。在军事上汴梁无险可守且危机四伏，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国都之选

为啥？因为他那个倒霉大哥夺下柴氏江山后一偷懒，就原地称帝立国了，那么原来后周的国都汴梁，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大宋朝的京师。可是相较于此前自秦汉以来一直为历朝历代所青睐的长安和洛阳，汴梁地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之上，既无山河之险亦无四塞之固也就罢了，城畔还高悬着一条地上之河，北面与强大的辽国之间除了一道黄河外，几乎再无险可守——简直就是个天灾与人祸交集于一处的倒霉地方……

怪不得赵匡胤睡觉不踏实，换谁在这个地方当皇帝都得神经衰弱。

所以老赵还活着的时候，就经常想把国都迁到洛阳或是长安去，可惜阻力太大没办成。赵炅即位后，就没想过搬家，因为他觉得只要拿回燕云十六州，那么有了燕山山脉为屏障，还用怕什么契丹人？

所以在拿下北汉以后，赵炅的下一个目标就挪到了燕云十六州上，于是喊出了北伐收复故土的口号。

宋人跑到燕云十六州来“收复故土”，契丹人可就不乐意了。为啥？因为在他们看来，燕云这块地盘是后晋皇帝石敬瑭心甘情愿割让出来的。那时候（后晋天福元年，即公元936年）你们宋人的老祖宗赵匡胤还是个撒尿和泥玩的黄口孺子，大宋朝还八字没一撇呢，哪来的故土？

说“自古以来”？那么西域、漠北乃至大渡河以外在汉唐时还是你们汉人的地盘呢，怎么没见你们宋人急赤白脸的上杆子去抢去夺？欺负人呢是吧？

就连世代生长在燕云十六州的汉人们，对北宋也基本没有认同感。毕竟他们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宋人，相反经过几十年的往来融合，倒是跟契丹人有了更多的利益关系。

所以在燕云汉人和契丹人看来，宋人所谓的北伐，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燕云十六州对于一个没出息的守家王朝而言，可以成为最可靠的国防屏障

是不是又跟今天的情况很像？北宋就像大毛，燕云十六州就像二毛，辽国就像幕后黑手某超大——只不过与现在不同的是，宋军的战斗力太渣，而契丹更是从幕后站到台前，亲自下场跟赵炅打了两仗。

其一为高粱河之战。赵炅在灭掉北汉后临时起意要兵发燕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宋军的混乱。一方面是大战之后将士疲敝、补给不足，也缺乏必要的战斗动员和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就是赵炅破坏了宋军中的“潜规则”。

话说自中唐以后延续了千多年的兵农合一的军制遭到彻底破坏后，募兵制就成了此后历代王朝组建军队的主要方式。因为兵都是招募来的，所以朝廷不但要按时支付军饷，而且经过晚唐及五代军头们的纵容，再想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需要花钱的地方都海了去了。比如大兵们召集要给钱、开拔要给钱、行军要给钱，上阵开打更是不给钱就没人动弹。仗打赢了自然要发赏赐，打输了必须得抚恤，反正只要想让大兵们动弹一下，就得麻溜给钱。

所以两宋之前打一仗动不动就能动员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士兵，两宋之后连凑齐个十万人乃至几万人都费劲，就是因为打仗的成本太高了、打不起了。

到了北宋末年，甚至到了士兵每射一箭都得现场发放“计件工资”的奇葩程度。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太原之战中，西军名将种师中就因为没带够钱导致没法及时发放赏赐，于是麾下大军“皆愤怨散去，所留者才百人”（《宋史·卷三三五·列传第九十四》），这才陷入金军重围，最终身陨杀熊岭。

赵炅一时上头想要北伐，自然不可能随身带够“开拔费”，于是军中一时怨声载道。虽然他身为皇帝威望远不是种师中能比的，麾下不至于哄然而散，但宋军士气一落千丈肯定是没跑了。

而辽军那边情况正好相反。早前援战北汉时，虽然两国关系好，但毕竟是替人办事，契丹人多少有些出工不出力。而这回与宋军交战对他们而言则是本土作战，是保家卫国，是反侵略之战，所以士气高涨、不畏生死，与宋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军的装备技术水平可以俯视汉唐，但制度不行人更不行，那就全都白扯了

比如悍将耶律休哥，在身被三创、数度昏死的情况下，仍坚持作战直至取得大胜：

“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辽史·卷八十三·列传第十三》）

而宋军则缺乏斗志，一旦遭袭便溃不成军，被契丹人撵兔子般的斩杀无数。连赵炅的屁股都挨了一箭（这处箭伤最终要了他的命），不得不化身“高粱河车神”才逃得一命。

北宋开国时的禁军，是经过柴荣和赵匡胤两代杰出帝王的精挑细选，又经历了无数场战争的千锤百炼而培养出来的精锐部队，在绝对战斗力上应在辽军之上，起码能打得有来有往。可是经过高粱河的惨败，不但在数量上折损近半，而且在自信心上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赵炅急于求成，又在8年后的发动了雍熙北伐，尚未恢复实力的宋军又因为曹彬的冒进遭遇了岐沟关之战的惨败。

至此，宋军基本上失去了对辽的战略进攻能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理想终成一场幻梦。

---

03

无法夺回燕云十六州所造成的恶果，很快就降临到了宋人头上。

宋军再怎么怂，守城的本事还没丢下，导致的结果就是光挨打却无力还手

就在宋军雍熙北伐失败的当年，辽国太后萧绰与耶律休哥率军进犯瀛州（今河北河间），并在君子馆一战中大败由刘廷让统率的宋军，致其“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仅以身免”（《续资治通鉴·卷十三·雍熙三年》）。此后辽军乘胜大掠祁（今河北无极）、深（今河北深县）等州后满载而归；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军攻破狼山寨（今河北易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等关隘后，在河北大地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数月间连陷满城（今河北保定）、新乐（今河北新乐）、祁州（今河北安国）等地。后来虽在唐河（今河北定州）被宋将李继隆、袁继忠所阻，但显然契丹人的这趟南下之旅还是赚爆了；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耶律休哥甚至嚣张到了率孤军深入宋境截击宋军辎重的地步；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耶律隆绪又在率军进犯保州（今河北保定）、威虏军（今河北徐水）未果后，转而进袭宁边军（今河北蠡县）、祁州、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兵锋最远直指邢州（今河北邢台）、焰州（今河北永年），距离宋都汴梁不足600里；次年南犯辽军又败宋军于瀛州西南，并渡过黄河劫掠淄州（今山东淄川）、齐州（今山东济南）后北返；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辽军攻克望都（今河北保定境内），俘宋副都部署王继忠，歼其所部。

果然如赵炅所料，夺不下燕云十六州、没有燕山山脉这个可靠的屏障，河北大地就变为了契丹人的跑马场。人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宋朝的土地、人口和财富任其宰割，就算偶尔失了手，下次再来也能十倍、百倍的捞回来，反正是个永远不会亏本的买卖。

也正因为有了这笔丰厚且近乎无须投入成本的收入，契丹人连给士兵发放的军饷都省下了：

“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卷三十四·志第四》）

而面对嚣张跋扈到了极点的辽军，因为缺少骑兵而在机动性上差距巨大的宋军只能干瞪眼，出战就是找死，唯有死守城池，光挨打没法还手。

打不赢燕云之战，整个北中国就成了契丹人狂欢的乐园

北宋的前两任皇帝赵匡胤和赵炅甭管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多少缺陷，但起码头脑是清醒的、眼光是足够的。虽然鉴于晚唐和五代的教训，他们对于武将极为警惕和排斥，不愿意看到因为战事频发而导致武将势力膨胀，想过上太平的日子，但也懂得有些仗该打还得打、如果不打必将遗患无穷的道理。尽管最终他们失败了，但在战略思路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倒霉的是继承了他们这份遗产的，是宋真宗赵恒这么个坑货。

相较于赵匡胤和赵炅这样的马上皇帝，生于宫闱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的赵恒本就先天不足，而且是在皇位继承人的排位位序中也是替补中的替补——唯有在赵德昭废了、赵元佐疯了、赵元佑挂了的情况下，他才中途接班，意外的当上了皇帝。

所以论起当皇帝的职业素养，赵恒相较于父辈简直没法比，甚至走向了两个极端。比如对于战事，赵炅屡屡因为急躁冒进而导致失败，赵恒却总是拿不定主意、迟迟无法做出决断，“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宋史·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十七》）。再比如对于契丹人的态度，赵炅坚持主战、主攻，赵恒的态度则是能混一天算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要不咱们求个和？

但战争从不会因某一方的异想天开而停下脚步。赵恒不想打，可契丹人还想南下当把中原之主呢。于是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太后萧绰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发倾国之兵20万大举侵宋，一口气打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一时间北宋有亡国之忧，赵恒畏敌怯战意欲南逃，幸被宰相寇凖生拉硬拽着来了把“御驾亲征”。于是乎宋军士气大振，又一不小心弄死了辽国大将萧挞凛，使得宋辽两军陷入了僵持，最后双方议和，达成了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两国结束了25年来的战争状态，并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

签订澶渊之盟时，辽军孤军深入，后路断绝，已经陷入了十面埋伏的绝境

表面上看，澶渊之盟的达成是在北宋被辽国打成了半残废、连国都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被迫花钱买平安换来的一纸协议。但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不对劲——以契丹人的揍性，要是真占了那么大的优势，会轻飘飘的收下几枚岁币就放过赵恒？不说会不会一鼓作气拿下已经不足200里之遥的汴梁，至少也得让赵恒放几升血吧？起码割地赔款是少不了的。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正好相反——是宋军对辽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要是赵恒有赵匡胤或赵炅一半的魄力和胆略，别说大败辽军了，就算是收复燕云十六州乃至一举灭掉辽国都并非天方夜谭。

为啥？

别看契丹人来势汹汹，但在河北大地上转悠了好几个月只拿下了遂城（今河北徐水附近）、祁州、德清（今河南清丰）等几座不重要的小城，在保州、定州、冀州这样的大城之下碰得头破血流依然未竟寸功，至于雄州、霸州、大名这样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干脆连打都不敢打，只能绕着走。最后看似契丹人守着澶州跟宋军打了个不分胜负，实则是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前有北宋禁军主力拦截，侧翼有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只要身后无数座军城中的河北守军齐出，那就是铁壁合围、关门打狗之势，辽国就此一朝灭国也非妄言。后来富弼在出使辽国时曾遭到战争威胁，就拿澶州之战说事，直接把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澶渊之盟后百余年的时间里，契丹人再未有重兵南下之举，除了被宋人的岁币喂饱了外，没准还在为那场澶州之战的阴影而感到后怕。

北宋的疲弱乃至亡国，都该让赵恒这位“反战鼻祖”来背锅

只可惜这场胜仗是赵恒被寇凖等人逼迫之下才打出来的。当他被人硬架着站在澶州的城头之上，哪怕身畔是无数被皇帝陛下“御驾亲征”而鼓舞得士气高涨的宋兵，但当赵恒亲眼见到城下黑压压的多到漫无边际的契丹人时，我想在那一刻，他一定是这个星球上最热爱和平、最厌弃战争的人。

无论古今，无论中外。

今天那些哀鸣着“如果可以，请反对战争”的货色，在和平之神赵恒面前，都是辣鸡。

就是怕死而已，所以赵恒疯狂的反对继续打下去。面对士气如虹的麾下将士的请战，他一律呵斥；面对朝中文臣提高谈判要价的奏请，他一概驳斥。只要能赶紧把契丹人送走、让自己回到安全舒适的汴梁，赵恒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量大宋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就是点钱吗，赵恒啥时候缺过这玩意？

这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澶渊之盟的由来，也使得北宋失去了最后一个夺回燕云之地这个最重要的国防屏障的机会。

127年后，比契丹人更彪悍、更暴虐、更欲壑难填的女真人从燕云之地长驱直下攻破汴梁，制造了靖康之耻。赵恒的四世孙、宋徽宗赵佶及一大堆赵氏宗室如猪狗般被屠戮凌辱，惨不堪言——这一切是不是都该归咎于赵恒当年的和平反战？

---

04

想当年，赵匡胤在算计收复燕云十六州时，曾做了两手打算：要是能顺利打下来自然是极好的；如果打不赢，那就用“封桩库”里的钱把那块地盘从契丹人的手里赎买回来：

“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石林燕语·卷三》）

自家的地盘还得自己掏钱买回来，不免让人想起了清末那笔屈辱的“赎辽费”。但甭管是打回来的还是买回来的，土地拿回来了、国防稳固了，总比坐拥万金最终却被人家活活打死强吧？

宋朝的富庶没哪朝能比，但他们从来没把钱花在正确的地方

而北宋连晚清都不如——在掏出岁币稳住契丹人之后，他们就忘了燕云十六州那码事。而赵大、赵二辛辛苦苦攒下的那个封桩库，也被各种挤占挪用，最后莫名其妙的就掏空了。

当然，宋人也没幼稚到以为岁币就能填饱契丹人的胃口，不过他们采取的防范措施却幼稚到让人无语的地步。

简单说，就是他们试图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代替燕山天险——其一，就是在宋辽边境大肆修城筑垒，打造了一个耗资无数、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试图用乌龟壳阻挡契丹人南下的脚步；其二是屯田和种树，即将旱田改造成水田，让河北百姓由吃馒头改吃大米饭，以效东晋南北朝时以江淮水网阻北方骑兵之故智。在无法改造成水田的地方就种树，尤其是赵恒简直化身为种树狂魔，还搞出了个名为《北面榆柳图》的整体规划作为全面打造军事防御林的指导方针，此后的仁宗、神宗、哲宗等数代皇帝都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疯狂种树。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沈括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返京后给宋神宗赵顼做汇报时，就对河北的植树造林规模惊叹不已，“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神宗熙宁八年》）。不光是在边地，整个黄河北岸几乎都被宋人搞成了一个规模无比巨大的“森林公园”：

“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挥麈后录·卷一》）

而最让人叹为观止，也最匪夷所思的措施，就是试图控制黄河改道了，史称“回河之争”。

这事我以前讲过，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黄河东流成为契丹人南下的阻碍，北宋君臣坚信人定胜天，不惜耗费海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分别在宋仁宗赵祯、宋神宗赵顼和宋哲宗赵煦在位期间3次开展了轰轰烈的黄河改道工程。

最终黄河依旧北流，但宋人付出的代价足够收复好几次燕云之地了

其结果就是每次都导致黄河决口溃坝，淹没了无数城市、村庄和农田，吞噬了上百万无辜百姓的生命（梁山八百里水泊就是这么来的）和难以计数的财富，继而把宋人花了百年时间打造的抵御北方敌人入侵的河北防线，也冲了个稀巴烂。

然后，黄河依旧北流，就是不肯往东充当宋人梦想中的天堑。

靖康之变时，女真人一路南下顺利得跟逛自家后院一样，就是因为宋人搞出来的乌龟壳、水田和树障，都被自己搞出来的洪水冲没了。

搞笑不？

要是宋人把搞这些无用之物的钱都花在整军备战上，没准能把燕云十六州打下好几遍。只可惜他们该打的仗不敢打，只愿意苟活在虚幻的和平中，最终还是逃不过灭顶之灾。

就像如今的大毛，如果不把二毛控制在手中，那么就形同失去燕云之地的北宋，随时可能被被敌人一箭穿心，最终万劫不复。

难道还得像赵构南逃一样、迁都到海参崴去，再整出来个“东毛”？

我们的老祖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过我们“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的道理，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不长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