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母亲给我太多的正面的影响，我一直都引以为荣，并暗自庆幸。可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是完美的，尤其当一个人承受太多责任和压力的时候，难免会选择一种方式宣泄，解脱，释放，以达到减压的目的。对于母亲的理解，我是觉得她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在那个简单原始的年代，信息过于闭塞，交通极度不便，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男女们仅凭一双手，开始了对荒漠草原的开发建设，一条土路，南北零星散落的住房，逐一建立完善的国家机关，城市机构也相继耸立起来，母亲和姥姥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那时候平信要走半个月才能寄达。母亲高小毕业，被分配在了百货公司做一些写写算算的工作，因为她聪明又负责任，工作还算出色，在单位里很快引起大家注意。
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已经成家的都热情地为未婚青年拉红线。可是母亲有自己的想法。她所有的人生抉择都紧紧围绕着她如何为家里做贡献而权衡利弊。母亲身高一米六三，长得也算清秀标致，人又精干利索，所以也是未婚男士的理想对象，可是妈妈很冷静，她没有年轻人的冲动和许多对爱情的浪漫憧憬，在她心里，就是一个念头：怎么样能更大限度的照顾家里。于是，母亲告诉我，她选择父亲的理由就是，父亲当时跟所有人都说他是独生子，父母双亡，家里没有什么亲戚了。母亲觉得，这样的话，婆家就没什么负担，俩人的工资就会由她一人支配，没有人再会来分一杯羹。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各怀心腹事”走到了一起（其实父亲还有叔叔们在老家，自己还有一个亲姐姐因为当时政策原因也远嫁他乡。有近十年吧，父亲都不敢跟母亲说家事，也没有回去过。）
事情如母亲所愿，结婚后，母亲成为家里说了算的女主人，父亲一个文弱书生，不怎么会干活，家里家外，都是母亲一个人料理。母亲完全掌控了财政大权，虽然俩人每月只有十几块的收入，可是母亲精打细算，也都多少能有些盈余。每年年底，她都把柜子里的钱拿出来，（当时的柜子就是木匠打的一个长方体，我记得钱就放在箱底的一个新脸盆里）计算攒的钱能干什么。有时候，就从邮局把钱给姥姥寄回去；有时候，就把它变成当时很难买到的商品，什么自行车啦，缝纫机啦，攒到足够一个人背的，母亲就在年底回一次老家，把东西打成两三个大包裹，就一路背着。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从东乌旗到锡盟要一天，得住在商业局的招待所里，因为是系统家属，也不收钱；第二天再往张家口走，再在批发站招待所住一天；第三天坐上去北京的火车，还大多是站票，因为这样省钱。到了北京南站，哥哥们得看着行李，妈妈跑去签字转站，有时候赶上冬雨，黄胶泥的地面能把鞋子粘掉下来，哥哥们趴在行李上一动不动等着妈妈回来，因为他们知道这两大包东西对母亲有多重要。签了字再坐上车，就能到姥家的村头了。这一路，可没有什么大饭店可以解馋，妈妈临走时在家里抄了油炒面，煮了鸡蛋，炸点果条一路凑乎着充饥。那时候老舅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过了危险期，他比大哥没大几岁，所以玩起来也不分什么长幼。妈妈每次回家，村里都像过节一样热闹，人人都夸母亲孝顺，每次回来大包小包，竟是村里没见过的稀罕玩意，姥姥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姥姥也因为有这么个能干的丫头在村里街坊们中间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可是，其实哥哥们也知道，好多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尤其是吃的。为了尽量节省，我们在家里吃的都很简单，我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母亲对父亲还算很迁就，因为人家没什么负担，而自己的娘家却正好相反，所以父亲每天早上能吃到“包子干”，就是馒头片，烤干的；每次父亲吃的时候，我们都面面相觑，尤其是二哥，紧着咽口水，而我，因为身体太弱，父亲有时会破例给我一块。小时候我想，老家人真是太坏了，他们夺走了一个母亲对儿女应有的爱，而让一个已经成了母亲的女人时时刻刻心心念念的都是他们，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给他们留着，想办法千方百计的捎回去，而对自己的孩子，却是近乎残酷的严厉和苛刻。我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小了小的穿，小的穿坏了补着穿。而母亲，总是省出钱来买上布料，给姥姥老舅姨姨们做新衣服。那时候，我觉得母亲看她弟弟妹妹的眼神会比看我们慈爱，我很嫉妒，那哥哥姐姐应该是更嫉妒，因为我是最小的，我还算是母亲最疼爱的一个呢！
母亲，从小就在我心里成为一个谜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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