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早在180万年前，山西匼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隋唐时期，三晋大地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王维、柳宗元、狄仁杰，镌刻青史，诉说着唐代荡气回肠的文化故事。随着唐朝的落幕，河东文化似乎也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正当人们逐渐淡忘这片孕育文明的三晋大地时，我们摇身一变，以晋商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梁启超“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底气；凭借一纸信票，接济疏通，裨益于国际民生，被称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祖父”；创新制度，以义为利，靠着信义，创造了百年票号无一贪污的神话，这点来看，制度严明的现代银行确实比不上我这土里土气的“乡下祖父”了。然而，我们终究抵不过命运的车轮，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淹没。如今，当人们将山西看作“贫困”的代名词时，我被再次想起，作为特殊物种般被研究，不知该喜该悲。文人们总会替我幻想，替我抱憾，常常使用“倘若……”的句型，重新编织那段往事，我哭笑不得。是成是败，均成定局，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几百年前的人与时俱进，未免苛刻。所以，我想说，“我败了，但我不后悔”。
说我“精神贫乏的土豪”，我委屈
余秋雨曾对我们进行心理层面的分析，剖析我们人格中的脆弱面。他说，我们是被思想家、社会学家、政客们冷落的一群人，只能靠钱财发言，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我们是缺少皈依的强人，一群精神贫乏的富豪，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参照物只有深宅大院，人生范式融入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从而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成为百年风光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行为。
有人说，三流的企业靠能人，二流的企业靠制度，一流的企业靠文化。我们能创造出“海内最富”的奇迹上百年，没有“精神内核”，如何凝聚人心。我们有能人，有制度，更有代代相传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便是“诚信”。“诚信”包涵两项内容，一是在企业内部，员工对东家忠诚，下级对上级忠诚，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二是在企业外部，企业对客户忠诚，所谓“重合同、守信用、一诺千金”。清朝在1906年才有了《银行法》，在此之前，票号设立不用报批、备案，甚至不用交税，票号对客户的承诺并没有法律上的保证，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到的是一张汇票。客户的汇票能否再兑现为真金白银就取决于票号的信用。如果没有对客户的诚信，做到“见票即付”，谁敢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呢？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动荡年代，票号损失惨重。尽管分号的银两、财产、账本被抢，但票号仍然坚持见票即付，虽最终成为票号衰败的一大主要原因，但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我不后悔。
我们将关公作为一种代表晋商企业文化的一个符号，严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道德规范，在那个商业社会不发达、没有高层次制度保证的诚信体系之前，以信任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道德约束产生作用，至关重要。即使是现在，没有低层次的信任做基础，仅仅通过制度和强权建立的所谓“高层次的信任”岂不更加脆弱。
说我“深居内地，眼界狭窄”，我委屈
曾有学者将原因归咎于“身处内地偏僻小城，眼界狭窄，没有把票号转变为现代银行。”山西票号发起于祁县、太谷、平遥三个小县城，后逐渐扩展。整个清代全国票号共51家，43家为山西人所开，在国内外开设分号600余家。若因其发起于内陆小镇就用“眼界狭窄”描述我们，未免太过委屈。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外来资本轻松进入中国，银行，这个来自西方的洋玩意儿，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也极力挤入国内汇兑，与国内钱庄票号相争。中国顺应形势在国内开办银行，曾找山西票号入股，遭到拒绝，大部分都认为是顽固和保守。我想，除此之外，对清政府和外资的不信任何尝不是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19世纪后期，我们借助农民起义结交官府，获得发展机会；20世纪初的庚子事变与清朝最高权力集团攀附关系，并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慈禧回銮之后，不仅同意票号汇兑关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本息共计10亿两交由票号汇兑，那时，山西票号已经要代理国库了。但与此同时，票号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成为了官员的“瑞士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对公账户”。在其中，票号曾多次“逆汇”以解决燃眉之急，不堪重负的票号就此倒闭。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推行捐借政策，山西居各省之首。当时有人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捐数逾千万”，经过多次捐输，有些富户家道中落，甚至“一贫如洗”。晋商一向以诚信为经商之魂，清政府数次盘剥，其实在晋商心中已经丧失了对他的信任，自然不愿意与其再次合作。
我们曾在国家动荡、民族危亡之际无数次伸出援手，却在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候被无视。1913年，在银行的冲击下已经风光不在、奄奄一息的山西票号，为了求得活命，被迫决定筹办汇通实业银行却已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向政府伸手却遭到无视，至此，灭亡已成定局。
1915年，《大公报》上有这么一段文字：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不无铁扉双锁，暗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招牌，闻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至此，晋商暂且告一段落，偶然中带着必然。
参考书目：
梁小民. 游山西，话晋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燕红忠. 百年晋商——汇通天下[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余秋雨. 文化苦旅[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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