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神州大地上涌现出的无数豪杰贡献了许多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发明，古代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它灿烂而辉煌。鸦片战争挤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是屈辱的、落后的，可能连大清最后几位帝王自己都很难想到，破碎自己的“天朝迷梦”、摧毁老祖宗打下的看似根基异常稳健的江山只需要几场对外战争。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诚然，推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一大因素便是从未间断的朝代更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除去过重的徭役等因素外，人性对权力的渴望也是推动许多平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专制主义制度下社会上存在的权利不平等让许多普通民众对皇位的垂涎达到了一种近乎渴求的地步，因为这些民众们深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有权坐拥整个“天朝上国”的产出、财富、他可以呼唤全体臣民服侍自己、他可以围绕自己的利益设计制度。。。中国皇位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又有多少人苦心经营谋划，幻想着自己能推翻当前王朝的统治建立新的王朝，继而开创一片盛世气？的确，专制主义制度无疑是诱人的。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占据制高点，因为他们深知皇帝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们想好好体验一把天下所有人都得臣服于自己的感觉。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
——张宏杰
专制主义制度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便证明了其身上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它为帝王管理地大物博的国家提供了更加集中有效的途径，它所体现出来的等级秩序让社会阶层看上去一目了然。中国帝王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他们的头顶上只有虚幻的“天”，而“天”实际上不过也是皇帝为强化统治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意象罢了。我认为，真正在无形之中压得帝王难以喘息的，是过于泛滥的专制主义制度。身处高位的皇帝是不幸的，他们享有绝对权力，可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也常常超出常人的想象。许多沉溺于酒色的皇帝本质上是为了找一处可供自己逃避的“桃源”，南北朝时期的刘子业、北魏时期的道武帝最后都出现了人格异常，有的皇帝甚至成了变态。
令人叹息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制主义从政治层面发展到了精神层面。皇帝不再满足于奴役臣民们的身体，他还要进一步操控臣民们的思想。
有“前清学者第一人”美名的戴震在评说“三纲”时曾指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贴上了标签，他们的欲望被牢牢限制，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主义制度抑制了社会活力，“百家争鸣”类的大型思想解放运动没有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第二次出现。
“在中国，是统治者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英国国王权利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向自由民主的发展史。”随着美洲白银及番薯玉米等作物的不断流入，十八世纪世界人口扩张迅速，增幅比例更是达到了43.37％。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日益突出的流民问题，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它们不仅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过剩人口，其城市化进程加速显著，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反观中国，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激化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绝对的贫苦化，白莲教起义最终爆发。即位不久的嘉庆帝积极镇压白莲教起义，可就在扫清判民后，嘉庆却失去了锐意改革的的魄力。嘉庆恪守清廉、勤于政务，一直以稳重著称。但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诫他不能逾矩，要“法祖”，有什么事参照先祖预先给出的意见便可。没有超凡的勇气和决断，他惶恐列祖列宗辛苦打下的江山毁在自己手里，他不敢轻易迈步，不敢尝试改革这个风险极大的选择。
嘉庆没能跳出思维定式，他思想上的束缚进而发酵了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怯懦，在大清最需要一位有魄力有胆识的帝王来挽救江河日下的统治的的时候，拘谨的嘉庆显然不是最佳人选。在我看来，专制主义束缚的对象绝不仅仅局限于臣民，皇帝作为发号施令者也会不可避免地在潜移默化中被专制主义影响、束缚。通过嘉庆皇帝我们便可窥见专制主义制度对帝王的束缚程度有多深。
专制主义作为一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固然有其先进性，可它在后期却越来越与生产力水平相脱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在进步发展，上层建筑却仍然是停滞的、有些迂腐的，由此看来，“李约瑟之问”便也不难回答了。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当西方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中高举理性自由旗帜之时，我们的先祖却被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管束得难以动弹，整个中国社会是没有活力的、是万马齐喑的。其实细细思考过后我仍会觉得有点可悲，曾经那么骄傲的泱泱大国，在近代却遭受了那么多的苦痛和屈辱。
道理很浅显，同时也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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