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为八个部分，表面上是在谈五卅惨案，实际上又不单是在谈英国巡捕枪杀请愿群众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之后，社会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人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鲁迅把它一一记录下来，催人警醒，发人深思。
（一）急不择言。五卅惨案引来国人激愤，发文抗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群众计划于六月十三日召开大会，抗议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当时湖北督军萧耀南却于六月十一日解散学生会，并枪杀学生四人。这件事，没人抗议，甚至没多少人知道。
再说点其他的。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十年军阀混战，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为了一己私利，频频发动战争，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远的不说，就在1925年，就爆发了第三次直奉战争。孙传芳联合吴佩孚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动战争，战线涉及浙、闽、苏、皖、赣五省。军阀争夺的是地盘，是权力，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吗？可是，似乎并没有太多人对于这件事发声。
（二）一致对外。有人趁着国难之际偷盗别人的东西，被抓住的时候还振振有词，“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三）“同胞同胞！”。热情的学生在四处演讲、募捐，然而学生贴上去的宣传文，转头就会被人撕掉。鲁迅感叹，“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
（四）断指和晕倒。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北京民众为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开大会，据当时报载：参加者因过于激忿，曾有人演说时以利刃断指书写血字，又有人当场晕倒。鲁迅并不赞成这样不理智的行为。
（五）文学家有什么用？五卅之后，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在六月十二日发表了《血花缤纷》一诗（副题为“悲悼沪案牺牲者”），由于没有看到文学家发声，所以在六月十七日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实际上，鲁迅是发声了的。他在六月十一日作了《忽然想到（十）》，在六月十八日作了《忽然想到（十一）》。然而，我们发现鲁迅的文字是冷静而克制的。他没有像青年那样“断指和晕倒”，没有抗议，反而更多地在思索中国人自己存在的问题。甚至，他在本文的末尾还说，“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鲁迅始终不赞成游行、抗议这些行为，更不要提断指书写血书了，他希望青年能够脚踏实地地做一些工作。他在杂文集《坟》-《杂忆》中就曾说过，“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六）“到民间去”。“到民间去”，原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这个口号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也相当流行。然而，青年喊的口号很多时候是不能当真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只是一时的热血，这和我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一回事。中国乡村的事情也相当地复杂，无论是启迪民智，还是宣传教育，都是需要长期扎根基层、艰苦努力的。青年人容易头脑发热，鲁迅则要冷静得多。他希望青年能够静下心来想清楚，“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又怎样？”……“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倘将来从民间来，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的时候，回忆起来，就知道自己是在说真还是撒诳。”还是刚才的话，青年要靠踏踏实实地做事，而不是三分钟热度。
（七）魂灵的断头台。“近年以来，每个夏季，大抵是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也是青年们的魂灵的断头台。”这里指的是，各地军阀的混战，如一九二○年的直皖战争，一九二一年的湘鄂战争，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战争，都发生在夏季。大概是冬季过于寒冷，不利于行军作战以及伤口的愈合。
（八）还是一无所有。经历了如同五卅惨案这样惨痛的事件后，承认我们现在的弱小，承认我们的一无所有，抛开自欺欺人的假面具，发奋努力，卧薪尝胆，才更有可能使国家强大。“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所以文末，鲁迅才会说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屈尊学习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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