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却没有丝毫纨绔气。出生之时，朱元璋正忙着和陈友谅打仗，战争是他的胎教。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了然。
在嫡长子继承制里，对于刚出生的朱棣来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这辈子只能做个安分的王爷，在自己的王府花园里管理几百个家丁，几个美妾。那个位置就像一腔热血，在他心中汹涌澎湃地弥漫。他不甘心，也不情愿就这样过一辈子，他要去追求他的梦想。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人。那是个相貌丑陋，一脸凶相，两腮无肉，黑衣黑袍的和尚，他靠近他小声地说，“有一份大礼相送”，当听到那份大礼是“一顶白帽子”时，他不禁大惊失色。“王”加“白”，不就是“皇”吗？那不就是造反啊。虽是惊心，但“造反”这颗种子却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长篇大论，而是唤醒他心中的理想。无数个深夜，他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要“造反”，他熟读经史，他深知造反这条路，自古以来还未有成功者。他朱棣能做到吗？他发现了自己对皇位其实是那样的渴望。醇酒、妇人根本牢笼不住他的精力，世界万物中，只有权力才让他心醉神迷。让他安安静静做一个藩王，真如同把一匹千里马一辈子囚禁在马厩里。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他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他精力旺盛，他时刻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啊。他起义师，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开始横扫千军。他要特别感谢他的老爹，要不是他把得力的文臣武将都杀光了，他绝不会那么顺利。他想过打持久战，但这胜利快得超乎他想象。他终于坐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宝座，看着那一群曾对他恨之入骨的人，此刻正拜倒在他脚下。他是何等的自豪又何等的舒畅。他知道他此刻不需要再装出仁义之举，他自来是个血性之人，有恩必举，有愁必报。曾经有恩与他的，连最卑微的人他也会去赏。和他有仇的，他则大力地举起屠刀，极尽酷刑。他砍去他们的手，剁去他们的脚，再把他们砍成肉泥。他割下他们的耳朵，鼻子，再命他们自己吃掉，他恨那个儒生嘴硬，一口气灭了他十族。此刻他是一个恶魔，心狠手辣的魔鬼。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面对血淋淋的屠刀，那些满嘴仁义，廉耻，忠孝的读书人，终于不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指指点点，他们屈服在他的屠刀之下，噤若寒蝉，颤颤巍巍，诚惶诚恐。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还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但对于杀人，他比他的老爹更懂得适可而止，恩威并重。
等放下屠刀，他又换了一个形象。他扩大科举，重视读书人。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诸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在他的努力下，他终于看到那个属于他的天朝帝国，那个万邦来朝的热闹气氛。
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至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他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萎靡不振的孙子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只有他这样的帝王，才能把东方社会，把东方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琢磨得通透，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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