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国家政权建设
在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唐朝政权的瓦解引发了巨大的反叛力量、政权割据和领土分裂，传统上把这一时期描述为半个世纪的政治分歧和社会动荡，但这些都被后来赵匡胤建立的新王朝——宋朝（960—1279）所替代。
宋朝重新使国家统一并恢复秩序。社会动荡的强大力量足以扫除唐朝上层社会的基础，并开辟出新社会，迎来政治精英。北部的五代和南部的九国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时代，并为宋朝建立统一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中国北方连续的政权控制了所有的中国北部地区和中原部分区域——由黄河起，南至淮河和汉水，西沿由渭河流域形成的走廊，南至秦岭山脉。
在这一时期，中国北部的国家主权并不完整：定难军即后来西夏领土中鄂尔多斯的南部，被拓跋的藩镇割据势力所统治，这种藩镇割据在五代领土以外依然存在；沙陀把大本营定于太原（宋代河东一带或今天的山西），但在951年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最重要的后续事件是，在937年沙陀建立起的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在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燕云十六州是一个300英里的屏障。
五代中最后的国家后周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北部的两州（莫州和瀛洲）并且吞并了南唐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平原（该地区被称为江淮）。
政治集权的日益加强推动了北方领土的整合。唐代政治权力下放到了节度使手中，并且在中国北方出现越来越多的有自治权的将军（多有沙陀血统）。
这些将军、节度使和区域性的最高军事领导（如黄巢的部将、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帮助摧毁了唐朝的统治，他们之间相互角逐北方的统治权，并且力图在已消亡的唐朝的秩序上重建他们自己王朝的秩序。因此，这些依次更迭的准统治者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重新使分散到军事头领手中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来。
集权始于五代的第一个统治者，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开始有条不紊地将唐时期的节度使都替换成了他亲自任命的长官，并且这些长官只对朱温一人效忠。
一些节度使强烈反对朱温的统一意愿和残忍的统治方法，虽然朱温从来没能消除那些敌意，但是随后的四个政权（三个由沙陀人建立，一个由汉人建立）能够依靠他的势头在集权方面对节度使施加更多的压力。
到9世纪中叶，后周的统治者郭威和他的养子柴荣已经在消耗战中把曾经自治过的节度使战败。郭威和柴荣在重新出现的文官辅助下通过官僚体制使国家运转起来。也通过一系列改革重新集中了军权，军权的集中把两支最强大的军队——侍卫亲军马步司和殿前司，变成皇权的可靠代理人。最终把后周统治者必须要依靠节度使的忠诚来立国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由于长期努力去重建北部中国的国家权力，等到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废黜了后周统治者的时候，“权力明确地转移到了中央”。
与此同时，当唐朝的政权被朱温在北部建立的后梁夺取时，最强大的军事家在中国南部的核心地区创建了独立的国家：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吴越；位于福建河谷的闽；吴（吴之后的国家为南唐）位于长江下游、鄱阳湖和赣江共同形成的纵长山谷；南汉，位于珠江流过的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今广东和广西），传统上被称作岭南；楚，包括湘江和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流域盆地；前蜀和之后的后蜀，占据着四川盆地和山脉，经过大巴山和秦岭山脉被汉水流域的上游河段一分为二。
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唯一例外的是一个小国荆南（南平），荆南占据着长江的一段，长170英里，始于流经江陵府（今湖北沙市）三峡下游的东部入口（归州，今湖北秭归县），荆南政权得以存续是因为比其强大的邻国的容许，而不是他自身的军事实力。
南方地区的政权比饱受战乱的北方地区的政权要强健。南方地区相对长久的稳定能让新政权开始农业规划，尤其是对水利的发展，这样就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使得新政权能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国内、区际和国际贸易，更免除了复杂的税收方式，并促进日益活跃的商业经济的蓬勃增长。
从空间角度来看，天然的地理屏障维持了南方政治边界的相对稳定。只有地处福建的闽国，这唯一一个在这一历史时期永远消失的南方王国，由于王氏家族在统治上的纷争使得建州周围的山区被南唐吞并，以福州为中心的沿海平原被吴越吞并。
同样地，只有南唐这个南方国家有建立帝国的抱负，为了以唐朝的名义重新统一帝国，公开排斥北方王朝的正统性。在951年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南唐声称控制了30多个州，南北走向上从淮河到岭南，东西轴线上从福建的武夷山到湖南西部。但不久后，当南唐的领土达到最大时，其扩张势头就戛然而止了。
在958年，情况发生逆转，随着后周强制吞并了南唐长江以北的14个州县，南唐统治者被迫接受了从属身份。
五代十国溯唐而来，渐渐地又走到了政权更迭的历史时刻，宋朝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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