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高雄访问余光中，请他来上《为台湾文学朗读》节目。他穿着洁净的上衣，打着丝质围巾，齐整如英国绅士。我曾用几行诗来素描：“几十年过去之后／叛逆的摇滚歌手／成为古老的传说／愤怒交织的敲打乐／酿成含蓄的陈酒／洁净的西服，严谨的韵脚／学院的内歛，一丝不苟的节奏／在南方的阳光中，岁月只剩下／青春时代的乡愁。”
余光中早年留学美国，当时正是美国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勃兴之后，他受到鲍勃．迪伦、琼．拜雅以及一些民谣诗人的影响，写出了《民歌手》、模仿鲍勃．迪伦诗句的《江湖上》等，受到当时文艺青年的欢迎。其后，他又一改民歌诗风，回归古典，用婉约而含蓄的文字，典雅而抒情的韵律，写成《莲的联想》这一本诗集。那是带有宋词风格的诗集，在那晦涩当道的诗坛，确是一新耳目的清新之作。
1975年，杨弦用《民歌手》、《江湖上》、《回旋曲》等谱成民歌，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它的名称即是《中国现代民歌》。在此之前，“民歌”一词指的是传统民间传唱的歌谣，但杨弦却赋予“现代民歌”一词，而有了新意。台湾之所谓“民歌”一说，即是起源于此。后来李双泽喊出了“唱自己的歌”，以回归土地民间的歌谣，来反抗唱西洋歌曲的风气，则赋予现代民歌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有意思的是，杨弦的观念来自余光中，余光中的观念则来自1960年代美国民歌。而李双泽最爱标榜的美国民歌手也一样是鲍勃．迪伦。鲍勃．迪伦对台湾的影响何其深远。但美国1960年代反战民权运动的浪潮，和法国1968年五月学运一样，都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当中的历史曲折，还真是极为吊诡。像林怀民的《薪传》最后那一场集体将人高高举起的形象，不禁让人想起文革的样板戏，而当时林怀民在美国是有机会看到样板戏的。这是多么微妙的纠葛曲折，文化交荡，岂是简单的推演所能论断。
1975年杨弦办“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的时候，作为歌词作者的诗人余光中到场，受到热烈欢迎，他对杨弦的创作赞许有加，随后，演唱会录音被广播主持人陶晓清在电台播放，并出版为唱片，受到大学生和年轻人欢迎。余光中的诗流传更广，他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乡愁四韵》、《民歌手》风行一时。
在声名鹊起的年代，余光中为什么会写出《狼来了》这种杀气腾腾的文章？是怒气而写？或对自己的笔锋锐利甚感得意而发表？还是他内心的确这么想？即使他也受过美国的反战和自由思潮，但骨子里，他仍是那个从大陆逃难而出的、内心充满反共恐共情结的青年？这几十年下来，他后悔吗？他为什么要把告密文件的影本寄给陈芳明，而不是别人？是引为同路人吗？
2011年在高雄访问时，我就是想问他这些问题。可当安排行程的杂志编辑拿出一份资料时，我看到他的脸色一瞬变了。
那是一份余光中作品年表，依年代详列了他历年写过的文章。他认真且很快翻到某一页，皱着眉头，指着几行字说：“这个可以删掉吗？事情都过去了，这一段就不必写了。”后来编辑悄声对我说，他要删去的那一段，就是他写了《狼来了》一文的纪录。他多么希望抹去那一段历史，永远让它消失。看到他如此难看的脸色，我知道，这事不必问了，因为“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中”。
像鲍勃．迪伦唱的：“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男子汉？”余光中的一生中写过不少动人的抒情诗，特别是《乡愁四韵》等已成经典。但他一生中有不能碰触的3个字，却是永远的痛。那是他最脆弱幽微而亟欲掩盖的伤口，但历史的阳光早已明明白白照射下来。
那一年，我望着余光中的身影，感到深深的悲哀。
然而当余光中为了政治而付出一生名誉的代价，如今有人用余光中的身后事，大做政治的文章，我忽然想，或许远离世间是非的余光中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微笑起来吧？心想：这些愚人啊，难道还没看懂我一生的教训吗？
余光中留下的最后一课，台湾人有没有看懂呢？
（杨渡：余光中留下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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