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哈，警官先生！”
一大清早，我说了这么一句。
这位警官姓黄，五十多岁两百多斤，秃顶，肥头大耳，脑门上的眼睛又圆又黄；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黄色制服，走路一颠一簸的，那是十年前他抓小偷崴了脚，到现在都没好。
作为城心区片警，他管着修道院那一片。
我当然知道他的来意：是想求我出庭作证。据说当年他追小偷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现场——或者这么说罢，他追的就是我。
事实上，那天是我送他去的医院，又正骨又打石膏的，疼得他嗷嗷叫，比叫床都惨烈。
后来由于我忘了把偷的东西放哪了，无赃可查，检察院就撤销了诉讼，高德政府还给了我一笔见义勇为的奖金。
可警察的伤迟迟不好。我用吃小龙虾剩下的一部分奖金带着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大夫解释说，这是心病导致的旧伤复发。
“他恨你！”大夫悄悄对我说。
我很开心地问这是为什么啊。大夫说，如果黄警官那次没受伤的话，当月就晋升所长了。我说我草这屎盆子不能扣我脑袋上啊。
医生摇摇头说，扣上一辈子都摘不掉。“况且，”大夫偷着说，“他老婆也把他甩了。”我纯洁地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医生说黄警官老婆是个志向坚定的人，发誓要做所长夫人，所长是谁她就跟谁。
也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金玉良缘，这么多年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出庭作证，我拍着胸脯说―――我真地想不起我偷那东西放哪了。
但这次的事比较麻烦，他已经没法再继续享受公费医疗了，除非能再次更确切地证明当时确实因公致伤——―医院和警局都怀疑他涉嫌欺诈，以工伤为借口骗取医药费混退休。
老警察为此气得满面红光，这不太阳刚冒出头儿他又飞来了。
于是我说，“啊哈，警官先生！你不觉得让我这位刚晋升的航空师中士去给你做这个证，有点难为情么？”
“啊呸！”黄警官一跳三丈，大骂道：
“如果不是当年我崴了脚，你应该叫我所长大人，而不是警官先生！如果不是当年你小子耍花招蒙混过关，你早他妈进监狱了！你能有今天？还能当上什么航空师中士？狗屁！”
见他如此和颜悦色，我微笑着用手一指，“您的小鸡鸡露出来了。”
“我有很多小鸡鸡，你指哪个？”老警察一脸懵相。
我一扬下巴颏，“就裤子口袋边上那个。”
于是他骂骂咧咧地把一只花生米大小的鸡塞进了裤兜里―――那是他的吉祥物，玉的，用一根细细的红绳拴着，八成是他本命年。
“要不这样吧！”见他不肯罢休，我说：
“你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如果你被我追到，我就给你出庭做这个证，也报了我当年一箭之仇，你看如何？”
“中！”
老警察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使劲点点头说。
“我让你先跑！”我大度地一拱手。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黄警官就像一个发了情的面口袋，一路歪斜冲了出去。
望着他渐行渐远且婀娜多姿的背影，我感慨万千：看来当年他不仅仅崴了脚，还扭了脖子、伤了脑袋。
于是我一转身回家了―――喔，上帝保佑：我终于想起当年偷的那件东西藏哪了。
（卡尔•马文，写于高德航空学院）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马文文集：有病呻吟》。
马文中士很少提及他在航空学院受训及之前的事，此文乃其中之一，可谓凤毛麟角。
当然我们也得来不易，各位且读且珍惜。
由于缺乏上下文，卡尔先生到底偷了什么不得而知。此外我们对黄警官也充满情，只是想对他说：任谁的人生，都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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