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执拗地站在那里，对抗着时间的刀锯和斧头。岁月流沙，悲欢结成它疏密不一的年轮。
那是一株算不上老的榆树，就长在老屋门东面，距离屋墙最多也就一步远，当年我上下屋顶从来不用梯子，都是攀着它灵猫一般跨上铁锅形状的屋顶。
它的树干只有碗口般粗细，树干青灰色有点生铁样子，也许由于树龄不大的原因吧，树皮虽已皲裂却远远没有沟壑般浅深的沧桑。
第一次看到它时我顶多六七岁。哥哥提着一个破包袱，包袱里包着全家人的衣裳；我肩膀上斜挎一只高凳子，印象中那个高凳子很沉，好像和我差不多高，另一手提着矮凳子；妹妹还很小，蹦蹦跳跳地跟在我们身后，爹娘一人扛着半袋子粮食来到两间石头屋子前。放下背上的粮食袋子，娘接过哥哥手里的包袱说了句：“这就是咱家，新家。”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分家另过。两半袋子粮食，一个包袱，一高一低两个木凳子：这几乎就是我们分来的全部家产。
不知怎的，我对娘那句“这就是咱家，新家”印象特别深，不要说后来，就到现在一想起娘依然会清晰地记起那两间石头到顶的老屋，想起屋门东面的榆树，想起娘当时说的那句话。
新家只有两间石头到顶的屋子。大约是小学三年级吧，学校开始教毛笔字。我偷出老爹给人写门对子的毛笔和墨汁瓶子，在屋门两边的石墙上写满了“王家大王，王家大王”这四个字。多半瓶子墨汁被我写干了，毛笔也被我糟蹋得不像样子。娘干活回来看到满墙的黑就骂我胡乱败坏东西，骂着骂着就摸起笤帚疙瘩。爹没有生气，反倒夸奖我敢下笔写，或许后来能写一手好字儿。
也许是当年的墨汁质量好，石墙上涂满的那些字竟然保存了好多年，一直到我初中毕业翻盖新屋，拆屋时我还依稀认得出石头上的痕迹。
分家不久爷爷找人在榆树旁边搭起一个简陋的棚子。所谓棚子不过几根木柱子顶着几捆摊平的秫秸或者树枝子，棚子底下砌起锅灶，这就是我们的饭屋（厨房）。
娘常叨叨当年分家的事儿，大意不过是他们这辈子没少吃苦，尤其在我们小时候，分家没分到什么家业，生产队里又分不到多少粮食，起早贪黑一整年挣的工分换不来几袋子麦子。我们兄妹三人又那么能吃，“天天喊饿，霎霎叫饿，简直就是饿死鬼托生的”。
同是分家的话题到了爷爷嘴里成了另外一种主题。爷爷显摆说左邻右舍没有几家能分得起家。分不起，只能一大家子人伙着过日子。咱好歹盖起了两间屋扯起了一片新院子。
“养起猪，垒起圈。娶得起媳妇管得起饭。我这辈子给你兄弟都留下了屋子。”爷爷对我爹娘说这话时很骄傲。他指着屋门前那棵榆树：“多栽几棵榆树，它能解决很多问题。”
我当时不懂爷爷的骄傲。爹懂不懂我不知道，但娘肯定懂。因为她常常因为盖屋的事儿和爹唠叨，往往唠叨几句就演变成争吵，甚至有一次爹被娘吵得急了眼，嘴里骂骂咧咧扔下饭碗就出了门。
娘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两眼都是泪地抱怨自己瞎了眼，嫁给了不过日子的男人。不盖屋怎么给儿子娶媳妇，娶不上媳妇这一家人怎么还能算家人？
那年我最多也就十岁，哥哥也就十三岁。我不明白娘怎么就愁上了盖屋说媳妇的事儿，但我不敢问，草草地吃完饭顺着榆树爬上了屋顶发呆。
我不知道为什么爬上屋顶，我也不知道小小年纪为什么就坐在屋顶上发呆，更不明白坐屋顶上发呆的我为什么心里充满了忧郁。
十岁左右的我每天都会爬上这棵榆树，为此我没少挨骂，骂到恼怒时娘顺手抄起笤帚疙瘩往我屁股或大腿上抡——因为爬树太浪费裤子。虽然经常不穿鞋，小男孩也可以光着膀子，但总不能露着屁股蛋子。这爬高爬低在榆树上摩擦，裤子当然坏得快。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光怨榆树，我在兄弟中是老二，印象中很少穿过新衣服，轮到我身上裤子大概也该完成使命，爬树只不过给裤子退出舞台提供了更好借口而已。
十岁左右那棵榆树碗口般粗细，十六岁的我离开了家从此开始了在外上学、工作的日子。那棵树在我的印象里便一直碗口般粗细下去。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屋连同后来盖起的庭院早已变成了村里的柏油路，那棵树再也找不到半点踪影，也许早变成了家具，也许被劈成木柴填了锅底。
有次回老家乱逛，突然想到这片柏油路曾经是三间西屋和五间堂屋围成的院子。院子里盛满了我、哥哥和妹妹的童年，就是在这里我们兄妹三人打闹嬉戏哭笑中长大。东堂屋门前石墙上涂满了黑黑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全是“王家大王”四个字，屋门东面有一棵碗口粗细的榆树，十岁左右的我猴子般攀着榆树“噌噌噌”爬到半腰，然后猫着腰一脚蹬着榆树，一脚就跨到屋顶。
怀念总是由时间堆积，堆积怀念的材料当然少不了悲喜。即使这些悲喜早被时光褪去当年的色泽，但勾勒出的当时轮廓却依然清晰……
小时候看小画本或者电影，脑子里总会浮现山顶上一棵“消息树”，这棵树和“鸡毛信”“路条”一样填充了我的童年。屋门前这棵榆树就是我的“消息树”——货郎鼓敲起来了，镗锣响起来了，木头梆子“咚咚咚”远了近了，我窜出屋门，两手攀着榆树爬到屋顶高，一手扳着树干，一手罩在眼前像猢狲探路寻找妖精，大声给屋里的娘说：“耍把戏的二秃子来了！”或者“是赵四，卖鸡崽的赵四！”
后来我越来越明白了爷爷那句话。这棵榆树确实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榆钱儿。
每年春天，那一团团朱红花椒粒般大小的枝头炸成了团团绿，我爬上树扳过树枝子撸过一串串绿塞进嘴里，那鲜嫩清甜的榆钱儿馋得树下的妹妹直跳脚。娘一边骂一边令我扯枝给妹妹。我扯了一枝子扔下去。娘喝令我赶紧下来，说榆钱儿还没长成，这个时候吃不顶事儿。
我当然知道娘嘴里的“顶事儿”是啥意思。当榆钱儿真正长成个儿，我爬树的本事省了爹娘的镰刀，她让我上树扯榆钱，大枝小枝的扯下来，她拿个筐子搬个凳子，和妹妹坐在门前往筐子里捋榆钱，很快就捋满了筐子。
饭筐里躺着榆钱窝窝头，碗里盛满了深绿色的榆钱糊糊，如果娘的心情好，碟子里可能还会有一碟蒜拌榆钱菜。
榆钱糊糊和蒜拌榆钱我并不喜欢，因为煮熟的榆钱总是粘粘糊糊不那么清口。我最喜欢吃的是榆钱菜窝窝，我一直觉得菜窝窝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难道天底下还有比窝头更好吃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最难受的可能就是守着好东西却不能多吃。每顿饭吃多少窝头娘早分好了数，根本不可能多吃。娘的哲学是“宁可顿顿饥，胜死一顿无”，细水才能长流。但小孩子的肚子不理解哲学，我们曾因为合伙偷窝头被娘的笤帚疙瘩撵出半条街。榆钱儿除了吃，还是我们的玩意儿。榆钱儿落的时候，男男女女的小孩子拿根大洋针，针鼻儿串上一根线，我们便满村子里串榆钱儿，长长的一串挂在脖子上，像电影里老和尚脖子上挂着的佛珠子。我们聚在一起炫耀，争吵着比谁的“佛珠”更长更好看。
学校给每个学生分任务交榆钱儿支援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我不理解这小小的榆钱和“三北建设”有啥关系，况且这事儿不好玩，因为上交的榆钱不能用针串，说是串过的榆钱不发芽。我们只好用笤帚扫成堆，装在书包里上交给老师。
榆叶也是好东西。不怕你笑话，我童年记忆最清晰的几乎都与吃相关，比如哪年走亲戚吃几片肥汪汪的肉，比如谁家娶媳妇抢到过几块糖烧饼。记忆中似乎很多树叶都能吃。榆钱老到发白便不能再吃了，这时榆叶儿已经长出来，杨树叶子也已经长成个儿。我们便撸榆树叶子或者杨树叶子，榆树叶子和槐芽可以熬糊糊，如果锅里再有几粒子黄豆，那对我们来说简直是过年。榆叶和槐芽熬糊糊都很面，熬成的糊糊绿莹莹粘糊糊。我们喝起来简直像比赛，端着饭碗抢勺子去舀锅里的糊糊，抢不到勺子的边瞪眼边向娘告状，说谁谁谁把红薯或豆子全都舀了去……
杨树叶子再嫩也发苦，我们都不爱吃，可又免不了要吃。对杨叶的加工娘一般是开水汆熟然后一遍遍地过冷水里泡，滤去苦味后加上一把盐蒸成“菜豆腐”，或者混着河里捞来的苲草（一种水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儿）包成大包子。大包子当然不舍得用多少白面，蒸出来的大包子呲牙咧嘴露着黝黑的菜叶子，如果不是饿，我实在不愿意吃那烂东西。
一天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堆榆树皮。那天爷爷正好在我家坐着，他看我娘弄那榆树皮很吃力，就蹲下身子帮娘拾掇。他们把最外面那层又黑又丑的皮剥去，面前出现一堆白花花的东西。
妹妹问娘这堆东西干啥用，“吃。”娘只答了一个字。
吃？这东西也能吃？
爷爷说把这些东西晒干拿到碾上轧成粉，可以混着其他面粉吃。
“可以找点滑石粉，这东西太黏，吃太多了堵屁眼子。”
爷爷说不光榆树皮能吃，还有一种土，甚至还有一种石头也能吃……”
我怀疑爷爷瞎说，树叶子能吃草能吃我能接受，吃树皮的大概只有牛和羊，我见过它们把一棵树啃得惨不忍睹，被啃掉皮的榆树杨树白咧咧的像骨头茬子。但爷爷竟然说土坷垃石头蛋子也能吃，这简直胡弄人哩。
那年我带着七八岁的儿子回老家过年，小外甥女正巧也在那里，他们小表兄妹两个很快嬉闹起来，围着那棵榆树追来追去，院子里的鸡被他们乱得“咯咯咯”地飞上墙，大黑猪在院墙根儿“哼哼哼”地摇着尾巴，浑身雪白的小山羊羔和榆树玩起了顶牛游戏。我忍不住从屋里拿出相机给他们拍下来，没想到现在成了老屋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儿。
我后悔当时没多拍几张。妻子说拍啥呀，黑墙黄石头的，满地除了羊和猪乱跑，就是鸡乱飞。
妻子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思，那照片上榆树只占了一个边儿，看不出它的影儿。
“再也看不到榆钱儿……”好几回梦中醒来，我怅然若失。
我翻身坐起，怔在那里。分明又站在老屋前，猴子般“噌噌噌”爬上碗口粗细的榆树，一边往嘴里塞着榆钱儿，一边给屋里的娘报告着自己探到的消息。
只是老屋早变成了大马路，我再也不能爬上那棵树。
那屋内的娘，也永远离开了我，灯光下做着针线活叨叨家常的影子，只能出现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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