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涂着大红油漆的梳妆台静静倚在墙边,现代化的化妆品,首饰,一应俱全。女人们艳羡的目光扫视过桌面,却在某一点顿住,一把旧木梳摆在桌面左上方,格格不入。
木梳佝偻着腰,口腔中,早年间整齐的牙齿,只有稀疏的断到一半的几颗,剩下几颗,因为常年使用,牙齿上部两边脱离牙龈露出牙骨。他努力躲闪着女人们的打量,很明显他恐惧,恐惧这环境,还有那些衣鲜靓丽的女人。
屋主人走了过来,顺着众人的目光望了一眼,开口招呼大家坐了下来,缓缓开口,将故事娓娓道来。
原来这木梳是她母亲的旧物,有60多个年头了。上世纪50年代,她的父亲还在农村的小作坊里做生产木梳的工人,有一双巧手。不仅能削出木梳,而且雕刻技艺了得。旧年代里,包办婚姻是常事,她父母亲对此无甚异议。
那年头什么好东西呢,家里,虽不是穷的叮当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勉强果腹,再找不出什么了,好不容易搜墙刮地的借了些,总算是将新媳妇迎过门了。饶是如此,心细的父亲还是找了块厂里还说得过去的废料,雕了把有模有样的木梳送给了他的新妇,梳她那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
母亲并不缺梳子,她也从娘家带了两把,模样质地都比这把好,只是她却一直都用这把,并且一用就是几十年。
母亲跟着父亲过的辛苦,连原来在娘家时都比不上,双方父母,四个孩子,捎带上他们两口的两张嘴,生活就像无底洞,填不满,填不饱。每天的日子就是父亲在田间劳动,用血汗赚工分,母亲在家里忙着粗重活计。
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扫盲运动开始在农村普及。较大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学三两句《千字文》《三字经》,一下学便撒丫子往回跑,带着家里的弟弟妹妹往山头田间跑,一边照顾弟妹一边挖野菜,为今晚的晚饭加餐。
母亲的双手起了许多老茧,那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早没了踪迹,只留下掺杂着着几根银丝的蓬草般的短发。她依然用那把木梳去理顺她那糟乱的头发,边梳边蘸水,直到每一根头发都服服帖贴的,似乎是完成一种仪式。她很不理解母亲的这种行为,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只能揣着满肚子疑问,一次次观看这种仪式。她曾看到一个画面:木梳的齿断了,与梳身脱离,母亲望着断齿,脸上是一种她看不懂的表情的,一种她之前未曾见过的表情。
新春的爆竹一年响过一年,母亲的生命已然过了一个甲子,她和父亲忙碌了半辈子后终于搬进了二层小洋楼。
人老了,忘性也大了,梳子也添了好几把。母亲却将那把木梳放在枕头下面,每天早上起床用这把梳子梳头发,雷打不动。
木梳的木齿一根一根断掉,身形也因为年头久远而弯曲。
终于在某一日,这把梳子再也没被拿起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她和几个兄妹,为了避免他睹物思人而把木梳锁了起来。熬过几个春秋后,父亲也跟着去了。
在悲痛之余,她打开了匣子。那把木梳终于重见天日,几年里行走在黑暗中,他的周身都透着一股潮气。梳身颜色在湿气沉淀下来。她将他带回自己家中,放在梳妆台上。回想起自己母亲每次梳头时的深情与每次断齿时的黯然,怔怔地坐在镜前,回神时已然过了一个下午。他是一把木梳,是旧时代里父亲对母亲小心的呵护,也是母亲对父亲一生的跟随。故事讲完,房间里一阵沉默,屋主人将目光转向梳妆台,嘴角漾出一抹笑,目光中盈满宠溺。
筋骨疏松的木梳,受不住午后曛人的阳光,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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