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前期革命党与资产阶级的联系
资产阶级普通群众中的绝大多数自身难以萌发革命思想，需要本阶级先进政治代表的启蒙和灌输。这一历史使命，理所当然应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驱的职责。然而，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却从未对此引起重视，更没有切实地抓好这一工作。（相较于日后的共产党领导全民的土地革命、统一抗日战线等活动，孙的革命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确实存在着动员不足的巨大缺点）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在社会结构上具有不同于西欧的传统和特点，譬如中国的城市历来是封建主义者统治的中心，广大农村也严密地控制在专制集权之下。这种工商城市与封建政治中心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东方型的一元化传统社会结构特点，严重束缚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也给孙中山革命党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使其不可能像西方的革命家那样，在资产阶级和其他群众中公开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工作。
革命者（在国内）的活动地盘也十分有限。孙中山公开打出革命旗号以后，一直受到清朝政府的缉捕，在国内几无立足之地，处境十分艰难。
（在国外的）孙中山把工作中心主要放在联络华侨上。
在国内，孙中山及其他领导人所注重联络的力量，则是会党和新军士兵……而在工商界却着力甚少，成效甚微。
就孙中山个人而言，可能是由于他长期居住国外，以至于对中国的某些具体情况不无隔膜。
广大资产阶级始终对自己的代表十分陌生，谈不上什么具体的了解。他们只能从清廷的文告和报刊上，获得“匪首”、“乱党”的歪曲印象，这怎么能使趋安厌乱的资本家向孙中山表示同情或者支持呢？
（事实上）辛亥革命前，不少地区的资产阶级还组织了商团或者类似的武装，有的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实力……但是，对于这样一支现存的资产阶级武装力量，孙中山等人在革命正式爆发之前，尽管起义屡次失败，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也从未主动与其进行联系。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有企业家和商业家（含金融家））
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经历数十年（洋务运动），中国也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
中国的商业资本家不可能靠发达的海外贸易起家，只能在清王朝的压抑之下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除了在上海拥有少数经济影响及于全国的较大金融家意外，绝大部分都是（分散的）中小商人。
如果说英法革命前，专制王权不得不主要依靠资产阶级解决财政经济危机，那么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相反还要依赖封建王朝的改革和庇护求得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当时孙中山革命党尚未在国内赢得广阔的根据地，仍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状态，稚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依赖它（革命党）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只有将居统治地位的清王朝视为唯一的靠山。
孙中山在经济方面讲得较多的是民生主义……根据孙中山本人的解释，民生主义主要着眼于防止资本主义发达之后的社会贫富不均，而且是以反对和限制中国出现大资本家为主要手段。在许多公开的场合，孙中山都曾对资本家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这种说法，可谓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超前闪光之所在，但恰恰是资本家反感之处。
……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主干是大量的中小商人，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与封建主义关系最为将密切，妥协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钱（庄）、典（当）和票号业的富商。（注：此处应当提前了解票号与清朝官员的深度合作关系）他们缺乏勇猛进取的革命精神，常常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难以象西方前辈那样，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比较坚决的斗争。其支持立宪而疏远和反对孙中山革命党，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上述特性所决定的。
（相对于西方近代的由企业家占主导力量的资产阶级）中国以商人占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其天生所具有的依附权势的特性却丝毫没有削弱。（企业家相对更积极进取、乐于冒险。）
辛亥革命前后经济活动与影响能够及于全国的，主要是上海的资产阶级。对于他们来说，南北分裂即意味着丧失相当一部分的市场和原料基地，经济利益将进一步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上海的资产阶级更加关心南北统一。他们支持进行北伐，并不全是出自拥护孙中山的政治热情，实则隐藏着没有言明的经济目的，那就是希望尽快恢复统一的国内市场，取得充足的原料基地和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在北伐失败之后，我们即很少看到上海资产阶级的多数在政治上给孙中山以其他的实际支持。当其望眼欲穿的统一新秩序未能马上实现，他们旋即对孙中山的实力由怀疑变为更加丧失信心。
三、财政困窘的国民政府与资产阶级的相处关系
临时政府在军需急于星火、筹款难于登天的困境之下，主要采取发行公债、军用钞票以及向外借款的办法勉强支撑（政府的日常活动）……孙中山批准发行军需公债一万万元，但订购的商人很有限，临时政府直接所得不过五百万元……在南京，临时政府还曾经（不得不）发行军用钞票一百万元，以维持市面而协助饷糈……然而，南京商人扔拒绝接受，不出两天钱业、米店即相率停业罢市（表示不满）……
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对和不合作，临时政府举借外债大多也进行得十分不顺利。其中以企业作抵而唯一获得额成功的是苏路借款，同一时期临时政府还希望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和日清公司借款一千万日元，因股东反对而落空。另一项汉冶萍公司借款不仅遭致流产，孙中山还因此受到资产阶级的大肆诋毁攻击。
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始终无法摆脱财政极度匮乏的困境，自身难以为继，又怎么可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实现全国统一呢？
（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改善底层人民的经济地位状况，各种自发斗争层出不穷，新的临时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财政资金来处理反动势力的斗争，各地的土匪抢劫、盗贼骚扰也时有发生，社会几无秩序可言，经济活动、营商环境得不到改善，因此商业资产阶级对新政府渐渐感到失望。）
其次，（临时政府）担忧广大农民起来革命，对首义之后遍及全国的农民自发斗争不是因势利导，而是加以镇压，从而使孙中山革命党丧失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力量，在反革命势力面前处于孤立无援的软弱地位。同时，工农群众悲惨的处境得不到根本改善，其反抗斗争必然不会偃旗息鼓，又怎么可能得到资产阶级所期望的秩序呢？
……上述数端，无不加剧了资产阶级对孙中山不满的离反应……就在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不满心理急剧膨胀时，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施展种种伎俩，竭力迎合资产阶级的望治要求。
一旦选定袁世凯是统一中国的最合适人选，消极观望的资产阶级即与其遥相呼应，胁迫孙中山妥协让位。
再次，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内部分化剧烈，不少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都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热衷于追名逐利，发家致富。作为领导革命党的政党同盟会，实际上已经无形瓦解。而孙中山个人对此却无能为力，有时政令不出南京城，甚至出不了总统府。
孙中山虽然坚持继续革命，但他在救人临时大总统当天对袁世凯“虚位以待”的承诺，以及后来在荐袁咨文中所说袁世凯“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等等类似的话，表明他同时又对袁世凯包邮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外，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革命党内部的首脑人物，也都更为严重地存在着这种错误思想。
综上可见，孙中山的举措失当和无力扭转不利局面，虽然有其个人因素，但追根寻源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无以克服的软弱与妥协使然。还应该强调，资产阶级缺乏竭诚合作的精神，也对困境之中的孙中山产生了较大压力。例如在借外债的问题上，孙中山一再强调应该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为原则。但后来他却违背了这个原则，难道孙中山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当然不是。我们知道，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孙中山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主要是发行公债和军用票，并没有借外债。但由于资产阶级拒不合作，这种措施实效甚微。因此，孙中山在当时所能做到的，也只有向借外债这条唯一的出路。而想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贷款，就必须以实业作抵，并附带某些苛刻的条件。孙中山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在向张謇解释汉冶萍借款时他就曾说：“铁矿合办诚有如所示之利害，惟度之困极，而民军待哺，且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也。”
又如孙中山为了限制袁世凯而确保共和，坚持应定都南京。资产阶级认为这是节外生枝，非但一辞莫赞，反而从中作梗……北京、天津等地陆续发生“兵变”之后，上海等地的商人也如履薄冰，纷纷指责孙中山争定都地点而酿此大祸……袁世凯煞费心机，利用资产阶级乞求统一和秩序的心理顺利地爬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四、总结
综观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同孙中山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革命酝酿阶段是疏远冷淡；革命高潮时期表面支持（不排除有少数是真心实意予以支持），多数人实际上是观望不合作；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一方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一方进行最后决战阶段则走向背叛。
任何一场革命如果没有比较巩固和强大的阶级基础，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孙中山与其代表的资产阶级主体之间如此严重脱节，缺乏最起码的合作关系，注定了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必然遭致失败的悲惨结局。这可以说是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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