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诗的品赏与诗的创作，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
孔子曾对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孔子看来，《周南》《召南》中蕴含有修身的礼仪规范，所以要求儿子潜心学习，否则便如墙面而立，寸步难行。
孔子在教导孔鲤时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歌诗言志是君子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基本艺术能力，也是全面展现君子人格气质的艺术活动。孔子更将“诗教”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是从《诗》开始，以礼为依据，由音乐来完成的。诗、礼、乐在此浑然一体，凝炼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
孔子又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段话内涵丰富，涉及文学价值的多个方面。其中“多识”句，讲学《诗》可以博物、了解自然；“可以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承认读《诗》可以观察和了解社会，认识到文学有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可以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强调文学在凝聚群体方面的功能；“可以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是说诗人在困境中能表达真实情感。
就“诗教”与人格培养的关系而言，“可以兴”最有价值，因为它承认文学可以兴发人的生命。“兴”的本义是“起”，是“兴发”，也就是振作。好的文学可以感发生命，使人的生命状态获得积极健康的情调。孔子说“诗可以兴”，实际已经触碰到文学一个最本质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在“兴”之审美提挈下，“观”重世俗人心、社会生活状态的丰富多样性而非简单化、镜子式的反映；“群”唤起并沟通人的共同情感，强化了文艺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而“怨”不仅是“刺上”“化下”的现实批判，更是“一有嗟叹，即有咏歌”的文艺抒情性本质的表彰。
《礼记．经解》谓：“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君子无时无刻不身在歌诗艺术的熏陶中，沉潜于合乐弦歌的净化、淘洗之中。《论语．先进》曾描述孔子启发弟子抒怀言志的情境，当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阐发志向时，唯曾皙在旁鼓瑟，默默无言，当孔子特别问到他时，曾皙言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褪去笨重的冬衣，换上轻暖的春服，与五六冠者、六七童子相偕嬉戏，在沂水洗去尘埃，在祈雨的舞雩台沐浴东风，然后唱着歌悠然而归。孔子一生弦歌不辍，这种与自然、与歌诗、与知己融通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追求，曾皙宽和从容、温厚自然的君子风范深深触动了孔子，孔子禁不住发出“吾与点”的赞美。
“诗教”从来就不是只从《诗经》中学习一般的雕章琢句功夫，而是要修炼完善自己的人格，继承《诗经》中的“风雅”“比兴”传统。“楚襄信馋，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屈原正是“诗教”传统的最好体现者。“别裁伪体亲风雅”的杜甫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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