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关系创伤中，通常有两个彼此作用、彼此加深的过程交织在一起：一是孩子经历的伤害（攻击、忽视），二是环境对孩子所表达的痛苦缺乏反馈。不易接近来自环境的反应或无法从环境中得到反应，是孩子面临的主要危险。孩子认为，如果表现出自己的痛苦，就会使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处于危险之中。
因此，孩子排除了其体验中照顾者所不能容忍的所有方面，希望这样能防止父母离开自己，不让自己接触不到父母。就这样，孩子牺牲了他的现实、关系和情感内在生活的完整性。这些孩子的心理状态被迫纳入一个“组织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了情感生活中的哪些领域是能发展和展开的，哪些是要保持萎缩状态的。
“孩子发现了哪些行为能最有效地使父母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积极主动地防止再度出现失调。这维护了依恋关系，孩子可能在渐渐发展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把自己包裹起来，或者摒弃对自己的自我解读和自己的内部运作模式，因为它们可能在其与照顾者的关系中，引发断联或攻击。”
这种防御性操作的影响比原始的心理创伤事件中的经历所产生的身体或情感上的影响更广泛。除了让人感到痛苦的事件本身，人的心理也开始在“扭曲”的平面上建立自己，限制自己的发展和自发倾向。
鲍尔比在演讲中提到，孩子能感知到父母对去除与孩子相关的那些场景或体验的希望，这种希望或多或少是明确的、显性的。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是围绕掩盖某些知识的需要而构建的。孩子感受到依恋对象强加给自己的这些潜在的功能规范，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功能规范。孩子可能会因此出现较大的认知扭曲，例如选择性失忆、不真实感、抑制好奇心等。
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孩子必须放弃他的自发姿态，选择适应环境期望的个性，形成一个“虚假的自我”。虚假的自我是一种防御性的盔甲，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外部形象。在具有童年心理创伤的情况下，它可以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保持与依恋对象的联系，保持他们在伤害中激发的自身的攻击性，或者保持被剥夺了的真实感（即一个人的真实自我被隐藏起来了，是安全的）。
“起初当母亲的适应性不够好时……母亲会引导孩子屈服于自己，孩子会形成一个根据环境要求而做出反应的乖顺的虚假自我……构建一套虚假的关系，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变得和母亲、阿姨、保姆、兄弟姐妹或任何当时造成这个情况的人完全一样。”
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是最基本的事，因为它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它使我们的内部经历现在化和外部化；二是，它使我们能把这种经历放在时间轴线中，能够把它放置在过去；三是，它使我们因这种经历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使对方能够理解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合作）。
那些不被允许表达发生在其身上的事情与其感受的关系创伤的受害者，与这些功能是割裂的。叙述被截断或不完整所导致的割裂恰恰影响了三种功能：个人难以以“现在化”的方式讲述他的经历；个人难以将他的经历放置在过去的时间点上，因此，这段经历时不时回到现在并侵入他的现实生活；个人难以与对方建立重要的联系（这样他越来越难以进行关系修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达给母亲的东西和传达给自我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一种同构性。不能传达给母亲的东西最后也被排除在自己的体验和考虑之外，甚至会变成自己内心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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