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德熏陶到‘一品大员’的修身法则”（487）

曾国藩引领了“富过N代”的伟大实践，他是如何从平凡迈向卓越，并开创了基业长青的家业呢？

据说曾国藩长期在外做官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通过书信等方式不断地正向影响家人，可谓身教与言教相结合的典范。曾氏后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培养出有名望的人才240多人，与曾国藩留下的曾氏家训、家教、家风有莫大的关系。

“从美德熏陶到‘一品大员’的修身法则”（487）

曾国藩很懂得正确的“爱家观、钱权观和教育观”，从君子务本的角度夯实修身基本功。他是清朝最高级别的官员，每个月的收入非常可观，可他和家人们却一直过着清苦的“穷”日子，据说他一件专为过年做的衣服穿了近30年，他去逝后儿子曾有次因买不起药而求助于左宗棠的援手。

一个“穷”字，是曾国藩做官的根本，也是他的长善保身之法。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其实过度的金钱、名利和权力都是危险品，意味着“灾祸”。看透这一切的曾国藩，在他儿子曾纪鸿九岁时，就写信鼓励真好学懂事，还说明并不希望子女们当大官，而是希望能当勤俭自持的君子。曾家的后代一直注重清廉勤俭，和这样的家教颇有关系。

他反复向家人强调：“败人两字，非傲即惰。”他自己也给家人做出了勤奋俭仆、谦虚、孝悌的最好表率，倡导“每日早起、读经典及做家务”等等的好家风。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任何人若守住“勤奋、俭朴、谦恭、孝悌”等内在美德，都已经是人生的“一品大员”了。如此看来，是否生于贫富之家并非家业长青的关键，是否传承了美德家风却是重中之重了。若无良知正见而让自己子女富贵，正是“教之不宜道，适所以害之也”。

家业长青，易行乎？难行乎？愿行乎？唯己以德能修身而已啊，岂怪他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