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国门逐渐开放的大背景下，一股“出国热”的浪潮席卷全国。阎真所著小说《曾在天涯》，就是讲述那个年代，几个漂泊在加拿大的留学生，为谋得方寸生存之地，在异乡竭力挣扎的故事。
作者以主人公高力伟和他的妻子林思文为贯穿线，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海外学习、工作、生活的日常故事。
那些高度贴近现实的时代背景、平常普通的情节故事、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话语言，经过作者精心编排后，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充分凸显出鲜明的人物个性，成功刻画了高力伟这个留学海外的知识者形象，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迷惘纠结的矛盾心理和清贫窘迫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国家悠长的历史时期里，“万般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历来知识分子都充分作社会精英角色，乃国之栋梁。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社会渐渐出现“一切向钱看”的风尚。
因而，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精英，不再具有很重的话语权。“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就是个典型。在出国镀金的高潮中，他依靠他妻子的关系出国，经过三年打拼，终于拿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绿卡。然而，在陌生环境里，受生存焦虑、心理落差等诸多因素影响，高力伟始终觉得自己活得卑微低贱，甚至是非人非鬼的状态。
其中印象最深刻是他们偷来大垃圾桶，洗净后用来发豆芽，“白花花的塑料桶里面湿沥沥的，老冒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豆腥味。”高力伟最不济在国内也是一个大学教师，但在加拿大为了生存，他去偷垃圾桶，发豆芽，斩鸡，炒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不知道加拿大好地方？可我活着痛苦！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人，现在呢，除了我自己把自己当个人就没人把我当个人，人整个地被阉了似的。”
高力伟最后如愿赚到了一笔不菲的钱回国了，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可以说，他经受了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生活硬是把我逼得非做不可。”来自异国他乡的莫大压力，高力伟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抉择。他和妻子去看大西洋，“海风海浪拍岸，十分阴冷，那是明亮的加国梦被拍碎的苍凉。”男主角身上那份的沉郁苦闷，令人厌烦之余亦唏嘘感怀。
同时，《曾在天涯》作者阎真以他细腻入骨的尖锐笔锋，通过寥寥数语，非常传神地勾勒出主人公身上独特的文化与性格特质。也为男主角的悲催将来预留了洞坑。
我说:“纽芬兰的风景真好, 天都是透明的。”她说:“早几个月赵霞来, 带了一百多公斤的东西。”我说:“这里的鸟也不怕人, 赶它也不飞。”她说:“少带东西想是省了钱, 到这边来还贵几倍。”我说:“那片草地看了心里就舒服, 在上面翻个跟头才好呢。”她说:“其实到了上海也来得及买。”
高力伟的谈吐带着知识分子的浪漫、感性色彩, 而妻子林思文的话语偏向于现实、理性。前者代表着东方传统文化特质, 而后者则表现出一种西方式的功利倾向。
高力伟觉察到“她在西方呆了一年, 和原来的她就有点不一样了, 高雅了”,此时他的妻子不再是国内那个崇拜丈夫的小女人, 而变成了他洋化生活方式的强力指导员，夫妻关系的错位带给他极大的纠结。
高力伟认为自己有一种“执着的心理定势, 促使着我接受一个柔弱的而不是强干的女性”;“而强干的女性则总是不断地证明着我的无能, 使我感到自己的多余感到沮丧。”就这样，高力伟刚至加拿大就遭受了来自人文思想及价值观念方面的巨大冲击。他开始敏感多疑起来, 内心变得偏执而狂躁。
因为高力伟感觉到自己没有归属感, 是个永远与西方人文环境格格不入的孤魂野鬼，这体现在他一次次的自我认知中。他一边以卑微姿态承受着现实压榨, 一边又希望回归理想中的自我，从而， 他的灵魂备受异乡生活的冰冷煎熬。
月，还是故乡明。纵然异域有风情万种，终不如故土的那些肥绿瘦红，最终高力伟听从了本心指引，踏上回家路，终成风雪夜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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