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我读师范。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也没有手机，甚至都不一定能每天看到新闻。不记得从那天开始听到了“非典”这个词，然后人们紧张起来。至于“非典”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
然后，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每天测体温，一个一个测，测完体温的我们依旧跳绳，打羽毛球，仿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应该是疫情严重了，至于有多严重，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我们放假了，在本不该放假的时间里，同学们带着满心的狐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记得接下来爸爸便带着我们一家人回到了村里，当时村里的老房子还没有卖掉。村口的桥上用半截树干做了临时的拦截，看到是同村的人，大家自然热心地放了进去。
村里的时光，多了闲适，多了自由，日子都过得慢了。没有外来人口，村子里依旧一片祥和。夕阳西下，大哥坐在凳子上切着土豆丝，为我们一家人准备晚饭，我坐在旁边感叹:这土豆丝切得也太均匀了吧！
那个时候忘记了非典，忘记了村外的世界，周围剩下的只有眼睛看到的一切。
真正了解非典的可怕，其实是在非典之后。后来才知道，那么多人因为这场灾难失去了生命，那么多人大义凛然，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也有那么多人牺牲了自己为了更多的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原来失去了那么多，我为自己那个时候的闲适感到惭愧。
2009年，甲型H1N1，我读大三。
可能很多人对这场疫病的记忆并不深刻，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大学校园却是另一番景象。
因为疫情严重，学校做了重大的决定——封校，不能出，不能进。我们停止了上课，所以不用去教室；我们不能聚集，所以不能去图书馆；连吃饭大家都尽量躲到了宿舍里。
热闹的校园变得冷清起来，我们两三个人相约去跑步，连操场的人都少的可怜。跑完步后，我们会拿几个大饭缸在学校东区的餐厅里打满满的几缸据说是可以起预防作用的汤水端回宿舍，大家会分了喝掉。味道一点也不好，但是大家都会喝一点，我们不知道除了这样还能做什么。
学校给每个宿舍放了体温计，我们每天早晚都要量体温，也要上报，有舍友还在被窝里就被叫起来量体温了。量体温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紧张，生怕量出来比较高的体温而被隔离。我们大家也刻意的不去讨论关于这场疫病的事情，大家依旧谈笑风生，但我们都能感受到隐藏在这谈笑背后的紧张感。
最紧张的要数看见全副武装的人在三号楼前走动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学校专门腾出了一栋宿舍楼用来隔离发热和有症状的同学。
虽然在一所学校，我们却并不知道里面的情形，只是在听到又有人被隔离的时候，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一切可以很快过去。后来听说某班的一个同学因为病情严重已经转到了医院，已经安排了家长过来，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我们一边害怕到极致，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传染原来真的会危及性命，一边又无能为力，除了跑步，喝汤，看书，量体温，我们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这样的日子过得好慢好慢，终于有一天学校宣布我们解封了，我们自由了。但是大家都像是被电击久了的小白鼠，都不去尝试走出大门了。
学校解封后，我和同学去参加国考。我们带了三层的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考完试，我去附近的餐厅吃饭，引来了餐厅服务员的注视，甚至指点，我微笑着看了她们一眼，心里暗暗说到:你们都不懂我们经历过什么!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我在家里。
2020年对于我，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而言，都好像具有很特殊的意义。我记得小时候给很多事情定的期限都是2020年，2020年在当时小小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份。只是没想到，不知不觉便来到了这一年。
新型冠状病毒，这场疫病来的突然又猛烈，仿佛一夜之间扫遍了整个国家。我很庆幸这样的时间是和家人待在一起。
每天睡前看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关于疫情的，每天醒来看到的第一条信息也是关于疫情的。因为看到了巨大的国家力量，我们从恐慌变得平静。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逆行者”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疫病最重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我看到了那么多的社会力量瞬间凝聚，我看到了每个人都在尽可能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这场没有的硝烟的战争，最后一定会打胜，只是我深深地盼望代价可以小一点，更小一点。这几天总觉得不能大笑，因为有那么多人在负重前行。
2020年，在这场灾难之后，希望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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