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宣是个怎样的人？树生是个怎样的人？汪文宣的母亲又是怎样的人？
到现在，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不能用标签来定义这三个主人公。
首先，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能够用普通人的方式来定义他们的行为。
汪文宣难道只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婆媳关系而受读者诟病？树生难道就一定是个拥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她，热爱自由，热爱生活，不愿意总是被婆婆骂做“骈头”，所以她选择出走。她不愿意再呆在这个需要她撑着的家，忍受一个烦人的婆婆，照顾一个带病的老公？她仍然爱汪文宣吗？即便在她离开他之后？那么她写的信意味着什么呢？汪文宣回的信又是意味着什么？身为读者，凭什么就要认为这是一部超过《家》的小说?它的艺术性在哪里？何为克制？没有那种激情洋溢（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煽情）的描述，就是克制？那么在《寒夜》这里，就没有主观描写了？就没有环境描写了？
作者仅仅是在写一个小故事吗？一对失败的夫妻，投身教育事业未果，然后放弃了理想，来到战时陪都——重庆，过着一种逼仄的生活。男的要靠每天校验不知所云的外文为生，女的要在银行当一个确实存在的“花瓶”，而这个“花瓶”确实只有花瓶的作用，每天让那些“脸谱化”的经理，领导养养眼，调侃几句，便能获得不错的收入？那么这个写作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创作年代在抗战胜利前后而写？政治的正确性又有多大关系？即便以后因为政治的原因，作者吃了不少苦头，那也不能说这就是一部控诉国名党政府，控诉腐败的制度，控诉这个令人失望的陪都，让知识分子无长技可施，无抱负可圆？可是这种写作方式未免也太过苦涩，写遍周遭的人情冷暖，靠着“体验式写作”博得一点点共情度，就能在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吗？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多么特殊，特别是前几十年，每隔十年，甚至有时候每隔几年，社会就会有大的变化，就会有新鲜事物，新鲜思想，不断地挑战着来自封建社会的那群人，逼着他们接受新思想，接受剪辫子，接受自由恋爱，接受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但是接触却并不代表包容，甚至融合？为何自由恋爱直到现在，其实还是大多数的门当户对，所谓的“自由恋爱”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回到小说，难道汪文宣和树生的同居就是“自由”的了吗？难道就是因为生活品质的不同而分开？如果生活品质不同，那么当时为何能够结合？
似乎病痛在这部小说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肺病，当时的不治之症，现在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看时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痛苦体会。所以作者安排文宣得病，只是因为情节需要吗？
似乎人们在感觉到旧社会带来的病痛足够深刻时候，才会真心热爱新社会，但是在当时，所谓的新社会真的 就没有问题了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巴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他是因为看到病痛过多，而不得不去描写病痛的？如此细致的描述，下不了床，工作不能尽力完成，最后咯血，无药可医，惨死，这就结束了吗？生活难道不是本来就是由无数个痛苦堆积而成的吗？如果你真的认为旧社会一无是处，新社会满面春风，那么你就真的错了，这是一次最深的误解，这误解来自于在温室里过多的呵护，殊不知，这外边的大风大浪确实是存在的，他们一“啸”而过，便带走了多少美好的幻想与回忆？所以我这里最后再问一个问题，看了这么多的疑问，
你，还有继续读下去这部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的小说吗？
你，还有兴趣读这本不在教育部推荐中小学必读课外书，没办法得到多少共鸣的小说吗？
你，又如何去阅读，如何去体会，如何去悲主人公之所悲，怒主人公之所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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