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袁仁琮

               

                        文/张兰银

        恩师袁仁琮离世的那两天，朋友圈和班群里哀声一片，都在为他的离去而难过。然而，时间总能将旧迹洗涤，将昨日悲伤冲淡，消于无迹。这几天来，那些悲伤已被大量更新的信息所湮没。显然，人们余悲已退，各自安好生活，最难过的是我也慢慢接受了恩师离世的事实，平静地过着自己平淡的日子。今晚看到燕成师兄发说说祭奠恩师，始觉恩师离世又到了“头七”日。我整理了这些天来的心情，在这个深夜里写些浅薄的文字，致敬恩师。

        袁老和师母回家乡碧雅路过天柱时来看过我几次，最后一次是2015年6月12日，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那次，袁老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兰银同学，你怎么越长越小了哦？”他还是那么幽默，可感觉衰老了很多，说话和走路都不似先前有精神了，握住我的那双手会不自觉地抖。席间师母悄悄告诉我，回来之前袁老生了一场病，身体吃大亏了，还好总算挺了过来，这次专程叫女儿女婿开车陪他回家乡走走呢。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的这种心愿，谁都能理解，但也让人生出岁月不饶人之悲感。

        自2016年加恩师袁老微信以来，他的动态在这年更新还算频繁。每次看到袁老更新动态，我就会减一些对他身体状况的担忧。一次我发去问候，他幽默地回复说：“不算坏，还能回你信息！”也就是这一年，恩师完成了长篇小说《破荒》，并让这部作品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2017年4月份，为办《侗乡》刊物，我请袁老赐稿，他给我发来两篇文章，并亲自打电话来对稿件作交代说明。这些事犹在昨天，这些对话还在耳侧，却不想时隔两个月后的6月24日便收到他离世的消息。

        恩师离世，人们记得最多的是他的文章和成就。然而今天，我不关心这些，我只是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来写一个纯粹的老师。

        2004年我遇见了袁仁琮老师。十多年的光阴，我忘记了不少人和事，却记住了一个袁老以及关于袁老的一些事。那时，年近古稀的袁老又被聘请回校教我们文学理论和写作课，一教就两年。初见时，袁老戴个鸭舌帽，是个文文弱弱的老头子，第一节课就问班里有没有天柱的学生，说要认些个老乡。我弱弱地举了手，下课他主动来找我说话，得知我是石洞人后，就用天柱话和侗话跟我交流，袁老来贵阳那么多年竟是乡音未改，我奇怪地问他碧雅人怎么会讲侗话，他神秘笑笑，没告诉我。原来除了文弱，袁老还是一个亲切的老头子。

        遇见袁老是我们班莫大的幸运。他是一个可以把写作课上到学生灵魂里去的老师，他是一个为了学生可以无条件出动家属的老师。班里每个学生的每次作文都有袁老亲自圈点勾画的笔迹。袁老改错别字，可以让写错别字的人无地自容。以前我写“我”字有个坏毛病，习惯把开头第一笔“撇”画写成一“横”，第一次作文，“我”字在文中出现了很多次，袁老把我作文中第一次出现的“我”字圈出来后，打了一个箭头到作文本的空白处，写下一个又大又红又工整的“我”字，以示纠正，而作文中但凡出现的“我”字都被袁老用红笔圈过。班里每个同学每次作文中的同一个字在文中写错了几次，袁老就会圈改几次。袁老讲评作文时说：“你们的那些错别字可是你们师母找出来的哦，我眼睛是看不到的。”那修改的字迹分明是袁老的，然而袁老断然不会说谎。我脑海时常浮现这样一个画面：同一张桌子，一边坐着师母，一边坐着袁老，师母在圈点错别字，而袁老在按师母圈点过的错别字作改正，这样的场景或许不够浪漫，但远比诗句里“共剪西窗烛”的画面有温度。当然，袁老不是一个只会改错别字的写作老师。每次作文，袁老只要看到谁写了篇好作文或是具有可改性的作文都会作出修改指导，还带回家去帮忙打成电子文档，再推荐出去发表，发表之后带回样刊来给我们学习。那时，班里的漆定凤、陈灵快、林伶和我等都在老师的指导和推荐下到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凡有征文大赛，袁老师总把信息带给我们，还鼓励我们参加比赛。在袁老的鼓励指导下，任俊的一篇文章还获得了一个大学生征文比赛的大奖。他常带回别人获奖的文章来给我们讲评和学习。一次，为了让我们乐意写作文和写出好作文，袁老拉着师母带我们全班去贵阳森林公园采风，去前我们并不知要收门票，因为之前散游是不收的。当我们全班几十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到门口时，被拦住了，对于门票的事我们全无商量，更无准备。袁老和师母上前去要给我们付门票，我们全班都不接受，说就算在班费头上，袁老和师母扭不过我们，于是帮我们讲价讲到总共只付80元。里面有好几个景点，至今我已忘了具体名称，大约是关于红色革命的。袁老事先就说好了去采风回来每人得写篇作文，我们都欣然接受。那次作文，我写到森林公园里的茶油树，我幼稚地以为用一些修辞便是文采，于是写了这样一句：“那一排排傲然挺立的茶油树像边防战士；那绿绿的叶子像海洋；那铜红色的枝干像火炬，……”我自我感觉良好，期待作文下发。作文两星期一次准时发下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袁老在“那绿绿的叶子像海洋；那铜红色的枝干像火炬”的句子底下划了一横线，加了句批语：“一点也不像！”我顿时出戏了，很是惭愧，这是些什么样的想象力才让我写出这样的句子呢？这作文本是A4纸样大的本子，上有袁老密密麻麻的圈点勾画和旁注批语，这也促使了我留下工整的字迹，我舍不得丢，一直存放着，一起存放的还有我高三时语文老师批改过的小作文本子，这些我珍视的东西在我毕业工作后的几次租房换房搬家过程中弄丢了，任凭我后来翻箱倒柜，再也找不到，连同一起丢失的还有我在《黔东南日报》上发表的处女作样报。

        遇见袁老是我最大的际遇。人的一生会有无数个老师，但能够真正入住学生心灵的却没有几个，袁老就是入住我心灵的老师之一。那个发表了无数文章，无数次鼓励我的高三语文老师开启了我的文学梦，在进入大学的第一个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而这个把写作上到学生灵魂里去的袁老延续了我的文学梦，在今天的深夜里我却只能为他写悼文。大一，我写了一篇散文《年夜场》，那里有我的经历。袁老说，他看到我里面写到“用草绳在鞋上绕几圈，捆牢，才能在雪凌天的地上迈步”时很是触动，或许他觉得文中的女孩是一个有经历的苦孩子，他说你改改吧，改成小说。在袁老的指导下，我改成了小说，还留有一大半我的经历。袁老问我方不方便打成电子档，我说等我周末去网吧上网就打来，但还没等到周末，袁老已经把打印好的文章送到了我手里，他说：“这可是你师母打的哦！”袁老作了润色加工，并推荐到《黔东南日报》上发表了。袁老很较真，跟他上课和改作文一样，他要我把润色前后的文章作对比阅读，还盯着我不放，课间又来问我对比阅读的感受，还提了好几个问题，我知道我的见解很肤浅，但他保护着我的自尊心，我说什么他都没表态，只是微笑地听着，最后说了句：“要品，要悟哦。”后来，袁老拿了样报给我，对我说：“收好了，处女作很有价值的！”可惜我保留了那么多年后，还是弄丢了。

        也许是我苦孩子的形象在作文里太过显眼，一天下课后，袁老拿着塑料袋包裹好的一包东西交给我，说：“这是你师母用过的一个包，放着很久不用了，你看用得着不？”我又感动又不好意思。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里遇着一个像亲人一样关心你的老师会让人暖心得收不住眼泪。那个包是真皮的，质量很好，但并不适合我的年纪，可里面装有袁老的一份沉甸甸的爱心。这个包我从没背出去过，但保留了很久，一直放到柜子深处，用来存放证件和贵重物品，后来久了，被磨损脱了皮，搬家几次后也丢掉了。

        袁老来天柱看我是毕业后的事。2009年，我刚参加工作，在教育局打杂，有一天，袁老和师母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他听说我在那里上班，回老家路过就来看看我，我又是惊喜又是无措，请恩师和师母坐下，要去倒杯茶水，被二老拦住了，他俩举了举手上的自带水杯说：“不用倒，随身携带了。”因为是上班时间，二老怕打扰我，不作久留，只坐一会儿就起身要走，我挽留无效，他们说是能见到我就够了，还要赶车回老家呢。我取来办公室存放的两瓶矿泉水给二老，二老没接，只在饮水机处接了些热水就下楼了。我送他们下楼，想拦了个的车送送他们，二老挥挥手让我回去，横过人行道往马路那边去了。

        认识恩师袁老的十三个年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东西，在我心里刻下了太多的印记，而我什么也没回报他，今天能忆起和记下的也只是些散乱的碎片，愧对恩师。当想到生命已然逝去，世上再无袁老，而往事会被遗忘，记忆又不能永存，我就害怕，害怕所有关于恩师袁老的一切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淡漠，被遗忘，被丢掉，如同我的作文本，我的处女作，袁老送的包，还有我们的悲伤。

注：张兰银原创，转载请署名。

恩师袁仁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