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在农村,老老少少一口秦腔,也觉得这说法就是哪里都这样说,没什么不妥。直到从收音机里传出另一种声音,半懂不懂,和村里人说法不一样,后来才知道那叫普通话,城里人才会那样说,于是那时印象里普通话就是身份象征,肯定不是农村人。该上学了,学校里语文老师虽是本村的,可教课竟然用普通话,这个让我很惊讶,于是上课格外认真,想学会这好听的普通话。放学回家,张嘴就是课堂上的普通话,结果还让邻家老汉说一句“这娃咋还放洋屁”。小学学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很不理解,离家为什么要回来呢?要是我离家才不回来,这里只有走不完的庄稼地,一群只会说土得掉渣的陕西话的村人,同龄的只会割草放养比赛摔跤,最多下雨天不用干活在大门口房檐下抓一手软的葡挞纸牌玩下,看本连环画得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凑过去看下,反正我是不想再这样村子呆。乡音无改,我才不呢,我一定要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像邻家放暑假那个来到村子的城里娃一样,穿的洋气,说话时那一口普通话,让我跟前跟后,咋都听不够。还记得村子里有从“外头”(城市)回来的“干部”(城里人),就是上学考学出去的,知道这个情况,我也就找到自己离开村子成为城里人,说普通话的办法,上学,考学。随着年龄和年级增长,我知道考学就是考大学,考上大学国家就会给你分派工作,你的身份就从农村到了城市。
上高中就到了城里上,班上自然就农村的城里的,当时也没感觉互相对立,原因是农村学生也有学习好的,排在前列的;这时我才琢磨出道理,这人,你先得有能力,不是看你说什么腔调的话。虽然道理明白,但是还是觉得普通话好听,而且学校里你说普通话也没人说什么,于是我就一直说普通话。印象里有个同班同学,和我都是普通话交流,于是两个“意气相投”的人自然走到一起。时间长了,他就带我出去溜达。一次从公园回学校,距离远点,他提议坐公交。于是上车,我准备买票,他却挡了,说不用买票。当买票员走到我俩跟前,他张嘴说俩字“家属”,然后那售票员就不再问了,走到下一个人跟前。下车了,我忙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姑父是地运司的人”,接着他还告诉我,“下次你也可以这样说的,不用买票”。可我心里不踏实,问道“要是问家属是谁,怎么办?”他笑笑,告诉了我他姑父的名字。从那开始,我也就用普通话“家属”开始坐公交不买票了。但有件事我还是有必要说下,因为不买票的事过于顺利,于是我回家也用这招。一次坐车从家到校,车上人不是很多,是一个女售票员。到我跟前,我张嘴用普通话说“家属”,她不解地上下打量着我,想从着装上看出点什么吧。我又重复一边“家属”,她却笑了笑,盯着我;我有点心虚,打算买票,可看着周围人复杂的眼光,虚荣心让我只能扛下去了。于是我就不吭声了,后来她也就走了,不过最后看我的眼神明确传递“我才不信”的不屑。那次坐车真的是如桌针毡了,也从那次后,我不再用“家属”逃票了。假的真不了,我是理解大人说的这句话了,也不敢做假了。心里太煎熬。
工作后,很少有人能从说话判断我是农村出来的。甚至说我的普通话很标准,其实我知道这和我上学经历有关。周围都是说普通话的,于是就更没有什么顾忌,怕被说装。当然在城里生活,交流方便些。但有一次,我觉得它又改变我的观点。去菜市场买菜。市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在一处菜摊前停下,摊主是一个中年妇女。人看着挺精干,手脚麻利。正和一位比她大点的城里女人对话,“阿姨,你看着菜,新鲜的很”,她一开口吓我一跳,首先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这称呼“大姐”就可以了。那个女人来回翻拣着,摊主一脸笑意,不时挑出几根递到人家手里,结果被人家又扔回来。那半生不熟极力讨好的话让我如刺在身,是,为了生活要想办法,可这样乞讨般的去生活让人觉得太过了点,我实在不想再听这腔调的普通话,就赶紧换了一家。
从此,我怕听到类似的说话了。就像关于苏轼和柳永的词相比的情况,城里窗口单位就说普通话,不影响交流;当地话完全可以胜任的,就不说那半成品的普通话。
现在回到老家,我就用老家的话交流。听着乡音,解馋;听着村人说我老家话说的地道,我很开心,就像我又能融进这个地方了。儿童相见,至少知道我在说什么。
乡音难改,小时不明白,现在知道了,近冷远热,那是一份尊重和牵挂。回乡,我说一口正宗的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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