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录【17】
【原文】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代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译文]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做解,恐怕世人也难以读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句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春秋》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人称伊川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的这种观点,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明白圣人做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何必去了解弑君的详细过程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伐国’,伐国就是罪,为什么去问征伐别国的详细情况?圣人阐述《六经》,只是要纠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养天理、去除私欲。关于存养天理、去除私欲的事,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会说很多,恐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么能够详细地给人们看呢,这不是要助长乱象、引导奸恶吗!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讲道:‘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究做广博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这话怎么说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叹地说:“不能通达天理的人,很难和他说清楚这事的!”
他接着说:“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保留的不过几篇。除此之外,难道是其中没有别的事发生,而所著述却仅仅止此。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解读]
这节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相当深刻的。相信后世很多治学的人都会觉得《春秋》晦涩难懂,必须参照《左传》和相关史书才能明白里面究竟说了什么,但王阳明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他认为那不过是后世的儒者画蛇添足的做法,《春秋》的微言大义已经很明了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看不懂,现在人们常说自己看不懂,是因为他们想了解事情发生的细致过程。但孔子和王阳明都认为没必要对具体的事件展开深入细致地描绘,后世的学者之所以喜欢在这方面下功夫,正是因为他们崇尚霸道的学问,喜欢探究人犯罪的过程,对狡诈的心理做出深入剖析。孔子作《春秋》只是为了明大义于天下,至于作恶的过程则闭口不提,因为那是有悖于圣道的。孔子的理念,王阳明的意思,不写具体罪行过程。因为好人读了,也不增加什么教益,好人知道那事不能干就行了。详细讲解,给坏人读了,更让他学坏。多少连环杀手,不都是跟着电影、小说。新闻案件报道,有样学样吗?所以现代新闻伦理,对一些犯罪过程,不大肆猎奇宣扬,也是一个道理。
孔子不是历史作家,他著《春秋》,和司马迁写《史记》,或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理念目的不一样。司马迁是要著史,好事坏事都要写清楚,司马光是要资治,亲贤臣,远小人,好人坏人都要剖析辨别明白。孔子呢,他是要正人心,坏事一概不说,最好都不要传下来,没人知道可以怎么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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