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商鞅变法，历经二十余年，新法初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20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对于一个要发展的新兴国家，落后国家来说，20年的发展时间是非常紧迫的。要在这20年当中实行变法，让国家富强起来，这其中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要面临的问题太多太多，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太多太多。

秦国从孝公开始实行商鞅变法，从一个落魄的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强盛。这个过程和今天的改革开放有相似的地方，这种奋斗过程和每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又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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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国家变法要成功，必须触碰国本，但是国本一旦触动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首要的，新思想的蓬勃发展会影响着一个时代，虽然已经是战国时期，但是人们思想当中恪守老祖宗观念。

卫鞅推行新法，必须要聚集民力，这样就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等级，让普通民众也可以为国家立功，上战场的男子杀敌给爵位，在家劳作的妇女多交粮赋也可以给爵位，这就相当于打通了底层社会向上走的通道，这一方面给了底层劳动人民动力，另一方面也动摇了原有的利益集团，为后来的商鞅之死埋下伏笔。

这一点非常像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也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难免会和国家法律对着干，执政者就要稳住心，沉住气，很好的处理。

其次

彻底的变法和改革都是深层次全方位的。从经济开始到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要全面深化的推进，才能够综合性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实力。往往有时候一个领域的问题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找到答案。

比如只有把赋税缴纳起来，国家财政才会好，才可以用钱支持军事开支，训练军队，打造兵器，引进人才。再用相应的制度，把军队形成战斗力，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秦国后来之所以能够兼并六国，不仅仅只是秦始皇的个人魅力，“奋六世之余力，振长策而御宇内”，这是一种百年制度的奠基工程。

只有把制度根深蒂固的推行，军队才会有战斗力。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制度一旦确立，离开英明的领导制度依然会发挥它的功效，让客观的事物发展不受到某一个人的依赖。

其次

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后来的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令》，说明人才不一定仅限于本国，历史上对于秦国有重大贡献的人才都是来自他国，百里奚是楚国的奴隶，由于是西戎人。卫鞅是卫国人，张仪是楚国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人的才能存在一个人的大脑当中，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里面谈到的人力资源，你没有办法把爱因斯坦大脑剖开，从中找寻《相对论》的结果。人的才能需要在时间的效应下，慢慢展现出来。

最后

要实践，在原著小说当中有许多次法律颁布之后所遭遇的严重挑战，那就是对于犯法者的处罚，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秦国人民风彪悍，每年三四月份为了争夺水渠灌溉私斗成风。这一方面也展现了老秦人的血性，但是更多的是民众私斗会劳民伤财，人的身体财物受到损失，不仅对个人来说是损失，对国家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

国家没有办法把财物集中起来，用于正当途径，没有办法，人力聚集起来用于军事正途。所以卫鞅在对这些私斗成风的人处罚时，一次性行刑，斩杀700余人。

这件事情在当今看来可谓是具有重大的变法推进意义，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2000年后的今天，但对于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当时号称正义的墨家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认为秦国变法是暴虐，引得秦国国君进入深山讲明原由。

再一个秦国眉县县令赵亢，由于没有尽到官员的责任，被卫鞅逮捕起来处以死刑。这在当时的儒家文化看来刑不上大夫，免官去职便可，但是卫鞅根据当时法律，把赵亢给杀了，这是对读书人的处罚，在当时看来是挑战巨大的。

再一个由于秦国太子嬴驷随意滥杀。太子年龄尚未弱冠，只能处罚他的老师，公子赢虔处以劓刑，上大夫公孙贾处以黥刑，发配西部大山，这就得罪了当今权贵。

卫鞅在进行司法程序的时候，得罪了当时的权贵，太子，老秦人。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政治志向得以施展，秦国法律得以施行。变法无二心，尽公不顾私，可以说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法神”是非常可怕的。对于国家来说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对于当时的权贵阶级来说，无疑已对他恨透了。

但是总有一个恶人需要背这个恶名，为了推进法律的实行，而背上这样一个恶名，用自己的恶名来换取秦国的崛起和强大。这在后世看来是值得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说里，说商鞅是一个刻薄的人。但毕竟上扬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说他刻薄确实是有点不公平。

这也是本书作者要为商鞅正名原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