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小时候的过年。
年味,从农历十二月廿四就开始了。在那之前,大队里家家户户的年终分红已经尘埃落定:男性劳力出勤一天算一工,而女性劳力要打个折的,具体打个几折我是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母亲模仿某个记了全勤的男劳力河浜里挑河泥时踉踉跄跄的样子。难怪母亲不平,父亲憨厚死干,母亲结实能干,但我们家的年终分红,通常都是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的。
廿四那一天,我们一家人都是不空的。大队里的河塘,要打干,捉鱼,各家各户,必须出一个劳力,我家,自然就是父亲去了。母亲在家也没闲着,用一根竹竿绑了一把全新的扫帚,仰着头,把平常清理不到的死角都扫了个遍,然后用一个鸡毛掸子在家里仅有的一口五斗橱上反反复复地掸着,说要掸去一年的晦气。那一天,寒假作业也帮不了我了,我只能是不情不愿跟着姐姐出工不出力。下午两三点,父亲一团污泥回来了,手里拎一些鱼,那是从大队里的河塘捞上来的,由大队工作人员按户数分成一堆一堆的,各家自行挑选。分鱼的工作人员心中有数,通常把最好的鱼藏起来留给自己。而母亲则时常埋怨父亲不够精括,拎回家的鱼,总是最小,最少。父亲大多是沉默的,留给母亲一个白眼和背影,有时候转身急急地怼一句:嫩精括,明年嫩去。傍晚时分,母亲用新起身的糯米粉做了滑溜溜的甜心团子供在灶上,期间要恭恭敬敬洒三次酒,大约半小时后放两个高声,母亲这时才松一口气,说:灶家老爷上天了。高声一般是双响的,如若遇上单响,母亲则会郁闷好几天。
过了廿四,日子就变得快活多了!母亲带着我上街置办年货,长生果,香瓜子,新衣新鞋,还有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是我吵着要去的,每次去之前,母亲会和我约法三章,小人书顶多只能买一本,不得贪心。我常在店里磨蹭,多看几页不买的书。买回去的小人书,我都一一署了名编了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我拥有的小人书竟然超过了一百本,这于我在当时是颇有成就感的。可惜后来翻了新房,又几经迁移,小人书多数不见了。
说到新衣新鞋,有一件事是不得不提的。那一年小年夜,母亲带我和姐姐上城里添置新衣。步行街那个热闹啊,我和姐姐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四处瞎逛,处处觉得新奇新鲜。路上遇到了大姑姑和小姑姑,偶遇的五人开始一起逛街,结果逛到日落西山也没买成,母亲有点急了,命我和阿姐赶紧挑一件。小孩子,没什么审美观念,在就近摊位上各挑了一件。两个姑姑急急帮忙砍价,三个女人一台戏,砍到双方都满意的价格时母亲掏出了钱包准备付款,我又起了蹊跷,想要最初看中的另一个摊上的兔毛衫了。这么一来,商家火了,母亲也火了。最终经过一番不体面的舌战以后,母亲拉着我和阿姐落荒而逃。经此一战,母亲心情全无,但最终还是回去给我姐俩买了那两件红白相间的兔毛衫,60元一件,两件120元。那时的兔毛衫,质量好极了!跟随我辗转红尘三十多年,里子不复但表面成色不减,仍旧是我过冬的必备神器。
兔毛衫!呵,似乎扯远了,还是回到过年这个话题吧。盼星星盼月亮的,除夕终于踩着莲步姗姗来了。
除夕当天,除了两眼土灶,炉子起着重要的作用。天刚亮,父亲就开始在院子里点炉子烧水,母亲到鸡舍抓鸡。杀鸡的事,一般是交给父亲做的。母亲不杀鸡,是因为有一年她杀的鸡在遭遇开水淋浴时惊跳着满屋三间跑了两圈的缘故——当时受惊的可不止那可怜的鸡。
土灶大锅笃鸡汤,小锅红烧肉,一切就绪,母亲开始在炉子上摊蛋饺。煤炉不同土灶里头的干柴,它的热,是温润绵长的,所以母亲摊出来的蛋饺总是又嫩又滑爽,倍受我和姐姐的青睐。蛋饺煎好了,红烧肉开始转移阵地,接受炉的煎熬直至傍晚上桌。时隔多年,我闭上眼,想着那炉子上钢錝锅里沸腾的红烧肉,咂一下嘴,红烧肉余味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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