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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有明以来，考官们一直在仔细研读四书、五经、正史这些互有征引（ intertextual ）的经籍书目，这些考官作为士绅精英中的一员，大部分人曾经也是科举考生，也一样要在他们现在所监考的这种科举考试中力求脱颖而出。作为考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实际上成了被认可的儒家道学传习者。他们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这使得他们可以对这些经典的含义进行再生产和改造。然后，考官们再借助科场来传扬正统道学劝诫的权威观点。考官对经义文章中的道学解释拥有控制权，这确保了王朝的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建立在一系列地位稳固的经典的权威性之上。
基于制艺文中的种种语法、修辞和对仗所形成的韵文规则，科举考场上的较量最终从对儒家经义的见解认识，转变成了文辞写作上的高下之分。考官基于考生文章中对道学的正统阐释、按规定格式写成的对道德修辞的链式论证，以及考官自身对文章的偏好，进行筛选，所以考官不仅仅是朝廷和官僚体系的代表，同时也是文士文化的参与者，与文脉风尚的兴衰变迁息息相关。
这种对考生第一场四书文的关注，意味着考官只会将考生其他考试场次中关于五经的文章、论和时务策当成在第一场四书文科举名次之外进行辅助判断的手段。
有清一代，考官的试卷评语长度大概也是从 8 个字左右缩减到了 1 个字。
很多清代考生从别人的经验中得知，科举最终排名主要取决于第一场考试文章的结果，这导致他们在第二、三场考试时仅仅采取走过场的态度。虽然从理论上说，第一场四书文需要有良好的八股文功底和经学科目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那种在修辞文体形式上考究的文章，但是评卷、排名的逻辑让考官和考生都偏离了科举原本以品行端正、文辞典雅为核心要旨的“经义之本”。
明、清民间通俗文学中经常会借鉴一些现实故事，将科举考官描绘成装模作样的蠢货，并将其置于一个喜剧式的科举取士的故事背景中。甚至一些有权势、有影响力的翰林学士或朝廷的大学士也沦为考生们口中的笑柄。比如庄存与（参见第七章）就因为他任考官时“好短文”而被考生讥笑。于是就有传言说，只要是庄存与出任科举考官，那种少于 300 字的八股文（清代中期一篇八股文一般为 550 字左右）就有望高中。但事实上庄存与每次考试需要评阅上千份试卷，这完全是超出常人工作量的任务，却无人对此表示同情。
1737 年为庆祝乾隆帝登基举办了恩科考试，考官在第一道策问题中又几乎逐字逐句重复了数年前的考题，让考生们分析“治统”与“道统”之间的一致性，这与“治法”和“心法”之间的分异息息相关。考官们在考题中称这些概念一起组成了统治的“一贯之道”，于是他们希望考生阐述程朱理学对于由道心、人心二者分异而生的“心法”和“惟精惟一，允执阙中”的题中之义。
在理论层面上，朱熹公先于私的观点，与其对政治派系分野的负面看法相辅相成。理想型的个人处世和政治行为可以被简化成同样一套准则：对以道心为公的准则的肯定，对人心的自私倾向的否定。加入某个政治派系，就意味着会趋向于个人私利，而私利最终也是建立在私欲的基础之上。派系或是朋党，天生就自然而然地趋向于“人心”——因为派系、朋党本身就是人心的横向（ horizontally ）集合——它与道心的普遍标准完全相悖，后者将那些以无可动摇的坚定忠诚、遵奉纵向的等级制度（ hierarchically ）来事君的大臣视为榜样。
明代的考据和清代的考证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明代考据毕竟还是要屈居程朱理学之后；而到了清代，考证则直接挑战了道学作为经学正统的地位。最明显的就是，明人更多地喜欢把考据学与治国相联系。但明人眼里的考据却并不直接指代朴学或文本研究，而这些正是清代考证学的核心关注点。例如，明代策问题中关于文字学的文本层面的关切，仍然是在治国语境下的经学语文学（ classical phil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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