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经济学分析

皖北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农村家庭垃圾的处理本属于私人物品，但在如今家庭垃圾产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传统的无害处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私人的处理方式造成了对公共空间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在垃圾治理的“搭便车”行为导致自愿供给失败和公共池塘资源性质的垃圾集中处理的供给面临经济效率问题下，家庭垃圾处理陷入困境。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用供需理论、外部性理论等模型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提出多中心治理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农村家庭垃圾 外部性 公共池塘资源 多中心治理

一、引言

笔者出生并成长在皖北阜阳市的一个小村庄里，儿时池塘里“冬可冰上走，夏可水中游”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实情景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农村家庭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依靠传统的堆肥已无法解决白色垃圾这种无机物，更不用说玻璃等固体废弃物。缺乏像城市垃圾处理的环保公共服务的农村，现实的处理途径是限于焚烧时的异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直接把无用的废弃物垃圾直接倾倒道在门头的水沟里或偏远的池塘里。造成有水的水沟臭味满天，干涸的河道刮风时垃圾满天飞。

国内研究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的文献很多，尤其是在学位论文这一块。研究者们研究过农村垃圾生产途径，分类与无害化处理、研究过垃圾处理的法律问题、垃圾处理的财税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垃圾处理的工程技术问题····……还有大量的个案的调研与定量的回归分析。这些研究还不够完善，大部分或是从现状到单纯的政策建议，亦或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解决问题，并未深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本文则笔于皖北平原地区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现状与困境，力图还原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学理论，并最后落脚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下解决策略。

二、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供需分析

（一）性质界定——微观个体的私人物品

农村的生活往往以家庭形成一户户的单位，这里简化把每个家庭看作是理性决策的个体。在每个庭院中每天的活动中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垃圾，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庭院中垃圾的处理便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根据私人物品的划分标准——某项物品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增加一个家庭的垃圾处理时，MC资源成本>0;同时，当某个家庭进行垃圾处理时，做到排他也是轻而易举，因此这里把家庭垃圾处理界定为私人物品。

需要区别的是“农村垃圾处理”往往被视为共有资源类的物品，因为当把农村的环境卫生视为整体的时候，即具有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农村居民在享受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改善，不能排除其他居民享受这种清洁的环境，这就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非排他性；但是，当排放垃圾的居民增加时，生活垃圾的数量也会增加，这便导致垃圾处理的费用增加，提供这种共有资源的物品的边际成本大于零，这就是生活垃圾处理的竞争性

（二）一直在“疯狂生长”——家庭垃圾处理的供需分析

农户物质水平提高的程度远比其所应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完善的程度要高。家庭垃圾生产的数量远比生态所能降解数量高。在农村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以及生活水平上升的背景下，家庭垃圾的数量不断疯长，而对垃圾处理的需求响应日益增加。

下图对家庭垃圾处理的需求进行了分析。私人物品的需求具有横向加总的性质。假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考虑市场上只有两个决策主体，家庭A与B，家庭A对垃圾处理的需求曲线为d1，家庭,B对垃圾处理的需求曲线为d2,,家庭A与B的需求曲线表示他们对于某一特定数量的垃圾愿意支付多少，要得出市场的需求曲线只需要把每户在每一价格水平下对需求量加在一起即可。如下图，在价格为P1的情况下，市场的需求总量为Q1+Q2.。

通过对任意价格水平下各个家庭垃圾处理的需求进行横向加总后得到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整个村子的市场需求曲线，下面进行供需分析。假定在该村的有效供给如下图所示，对家庭垃圾处理的需求曲线D与供给曲线S相交于均衡点A(Q*,P*)，此时达到帕累托均衡。而事实上，由于每个家庭生产出来的垃圾很多，无害化处理的能力又有限，故造成实际的需求量为Q*，而实际供给为Q1，因此造成了ABC三角形区域的福利损失，此时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水平。

二、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发展现状

（一）“土法子”凸显经济理性——废品回收与堆肥

农村家庭垃圾的处理首先遵循则能回收的回收，能做肥料的做肥料的原则。比如说，塑料瓶子与废纸箱、废铁等可以进行回收的则保存下来，等到累积一定程度的时候再予以变卖，获取一定的收入。另外堆肥是对有机垃圾的处理方式，诸如厨余垃圾、人畜排泄物之类。小农家庭一般会进行堆肥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进行回田用作庄稼的肥料。这种带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处理方式，首先在内部就带有经济理性，家庭的整体福利因此会有所提升；其次在产权并没界定的公共空间产生的是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一般定义是指一些变量的存在，这些变量进入经济中一个经济主体（个人或公司i）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中去，尽管这些变量的存在是由另一个没有对i产生影响也没有支付赔偿的经济主体（j）所控制的。至于效用，个体i的效用U不仅依靠他自己的消费量，而且依靠另一个体j的消费量。Ui=Ui（xi,xj）。当这种影响提高了他人的效用值时，称之为正外部性。

下图的模型揭示了这种正外部性。如下图所示，dd表示家庭对垃圾进行堆肥和废物回收的处理方式带来的直接可见收益。DD曲线表示考虑到该处理方式对公共环境带来改善的福利后的社会总收益。SS表示家庭处理垃圾所付出的总成本。dd与SS曲线的交点是原始交点（Q1，P1），表示在自然情况下农户的垃圾处理能力Q1,但是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社会对该垃圾处理方式的实际需要的供给会是Q*,,即如果仅靠农户的垃圾处理，会产生从Q*到Q1的福利损失，也即图中三角区域ABC的面积。

（二）“新材料”难倒传统智慧——露天堆放与焚烧

筛选后剩下的垃圾绝非传统的堆肥就能解决的，这时传统的智慧对新时代的材料也无可奈何。面对白色垃圾、新材料的固体废弃物，再或是含有化工物质的生活污水，农村家庭的解决能力有限，不得不寻求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把这些污水排到水沟或池塘里，把废弃物倒在公共道路的两旁或水沟，再或者是简单处理，毕竟塑料垃圾可以集中燃烧。因而造成了不小的污染问题，诸如臭水横流，白色垃圾满天飞，燃烧时气味呛人。这可以用负外部性模型来解释。上一小节对外部性给予了阐述，这里就可以解释负外部性。当这种影响降低了他人的效用值时就产生负外部性。

如上图所示，MB表示以这种垃圾处理方式每处理一单位水平的垃圾，农户的边际收益，假定它随着处理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假定每单位垃圾处理后产生的污染数量恒定。PMC为该农户的边际私人成本，假定它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每一垃圾处理水平上，该村环境遭受到的边际损害或边际外部性成本为MEC。对于农户来说，他的最大处理量应为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收益的交点，垃圾处理水平为Q1。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SMC表示边际社会成本，它由农户的MPC与环境遭受到的损害MEC构成。在图中，边际社会成本曲线是每一垃圾处理水平下MPC和MEC的高度之和。

该模型也表明如果农户将垃圾的处理量从Q1削减到Q*时，该村环境上的收益是Q*与Q1之间、边际外部性成本曲线之下的面积abfe，也即等于cdfe，此时农户的损失的福利为面积dcg,该村的环境收益为cdhg,社会的净收益等于cdhg与dcg之差，即dhg。这也说明了农户减少垃圾产生是降低负外部性的途径。

四、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困境

（一）垃圾处理的自愿供给为何失败？

1.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搭便车

当垃圾得到有效处理时，会有正外部性。类似第二部分的第一小节的分析，通过对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既增加农户的内部收益又给带来环境大的改善。假若建立垃圾处理站或中转站等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会带来整体福利的提升，会什么会没有村民自愿供给呢。下面建立收益矩阵进行分析。

上表为集体行为的博弈模型。假设村子有两户人家，修建垃圾处理设施需要生每户缴纳费用C，提供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后因垃圾得到有效处理使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而获得收益R，其中C

（二）公共供给的困难——经济效率

虽然在考虑公益物品时要一般要区别供给活动和生产活动，但这里为简化分析方便就不做区分。更为现实的是如果某项物品生产的门槛比较高时，必定会影响政府对该物品的提供。这里从经济效率出发仅就公共供给的困难的一个方面进行分析。

农村家庭垃圾处理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垃圾总量大但不集中，这也就导致垃圾处理难以形成较大规模，进而决定了垃圾处理公共供给的高成本。考虑一下总成本函数TC=FC+VC.也即垃圾处理系统建设的总成本等于基础设施等所需的固定成本FC加上运营维护所需的可变成本VC。在财政约束的条件下，大规模在分散的农村修建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并不现实。其次，考虑到可变成本。如果经济运作是有效的，没有任何资源再配置会在不使其他状况恶化情况下促使某些人或某个群体的福利改善。只有在垃圾处理系统的运行和维护所带来的收益超过其全部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时，这个项目才具有可持续性。事实上当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成本高于其活动的收益时，让他老化便是更好的选择。

由于村庄比较分散，与城市相比人口密集度较低。这导致规模经济存在困难。规模经济表现为产出上升而单位产出成本下降。这种下降要求最有效地组织与资本性基础设施开发与维护的相关活动。但是囿于农村的现状小范围的联合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的要求。

五、农村家庭生活垃圾治理思路——多中心治理

针对以上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现状与其暴露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可以对症下药，多中心联合治理，从制度供给、市场化运作、自主治理等方面解决问题。

（一）制度供给：严禁随意处置——负外部性内部化

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通过公共政策进行制度供给是解决负外部性的方式之一。农村家庭污染环境的方式解决垃圾处理时因没有计入外溢的社会成本因而自我负担的成本较低，此时如果把外溢的社会成本计入农村家庭的成本账户中，由此实际的成本增加，以这种带有污染环境的垃圾处理方式处理的量会下降。

如上图所示，运用“庇古税”，对以该水平的垃圾单位处理量征税，其税额正好等于农村家庭在效率产量水平上造成的边际损害。上图是复制图4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在效率产量水平上的边际外部成本时cd。如果对以该种方式处理的每单位垃圾量课征cd元的税，。从图上看，该农村家庭的新边际成本曲线是在每一单位处理量水平上PMC加cd得到的。根据理性人的行为选择，农村家庭的处理量会保持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现在该水平就是MB与MPC+cd的交点决定的效率处理量Q*。实际上，这种税收迫使该农村家庭考虑他造成的外部性成本，促使该家庭进行有效率的处理。农村家庭一方面可能会减少垃圾的产量，另一方面减少以这种负外部性的处理方式的处理量。

（二）政府供给，市场化运作

通过制度供给，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农户有害坏处理垃圾造成负外部性内部化解决了成本转嫁的问题，使有害化处理的垃圾量下降，也在某种程度上倒逼垃圾产量的减小。但仍需要关注垃圾存量的处理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提供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种公共池塘资源性质的垃圾处理服务。

可是由于农村垃圾总量虽大但处理成本高，而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一般乡镇或村委会在财政上负担不起全部成本。此时可以仍有政府提供，考虑长期的特点，由政府“吃掉”垃圾处理设施的固定成本，或进行补贴，再引入市场机制，由企业来运营，也即是“公共——私营”的行业结构，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解决运营与维护的成本问题。企业运营一般会对村民进行收费，但这种费用的分摊是以家庭的人头数，还是每户家庭平分，再或是按垃圾的生产量限于本文的篇幅以及关注的范围这里就不再讨论，这里只是提出治理的思路。

（三）自主治理

公共选择学派大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虽然在村民自愿提供垃圾处理上会出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但是良好组织下与制度设计会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对于小规模集体以及宗族色彩仍浓厚的村庄会出现像古时乡绅无偿修路那样的垃圾处理的自愿供给。在自我组织良好和自治基础较强的存在经过多数同意也会解决垃圾处理的供给问题。且为防止在提供农村垃圾处理过程中“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建立了类似于多中心的监督机制。奥斯特罗姆关于监督体系的实现方式的解释是：监督、分级制裁和冲突解决机制。对于搭便车的行为，可建立村民监督和惩罚机制，这样可以解决垃圾处理的有效供给问题。

六、结语

本文的问题意识是研究皖北某农村家庭垃圾处理的发展现状、存在的对外污染问题以及供给问题，着重以外部性理论分析农村家庭垃圾处理行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笔者认为农村家庭垃圾处理本属于私人物品，在实践中村庄中因为缺乏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农户往往采取自我生产、自我提供的方式解决垃圾的处理问题。但是由于不当的垃圾处理村庄的公共空间造成负的外部性。而垃圾处理的自愿供给易因为小农片面追求经济理性造成自愿供给的失败，公共供给又存在经济效率上的困难。所以，应从制度供给、市场化运作和自主治理三个方面进行多主体的联合治理以解决现状。相信未来一定会看到心目中原来那个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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