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一：在抒情与叙事上的向内掘进
——论阿一诗歌和小说写作的“内向性”
作者：陈英英
作家阿一是山东“中生代”作家群里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书写气质的一位。他的诗歌既抒情浪漫，又节制内省，他的小说在叙事中增大了现实内容，也具有理性思辨的力量。本文从阿一诗歌的主体性的角度分析其诗歌独特的抒情气质，并对阿一小说的主题题材、叙事视角、写作色调等进行梳理，分析其作品热烈深沉、从容内敛的精神气质。
作家阿一，原名宋鹏程，山东海阳人，1971年生，1992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专科。初中时开始文学写作，在各类报刊发表五十余万字，上世纪九十年代，获得《萌芽》文学征文优秀奖、全国开发区文学征文优秀奖，国家级新闻传媒金奖若干，2022年又凭借长篇小说《当年春分》，在目前国内最高水平的中长篇小说大赛——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芒果TV联合举办、《文艺报》《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等报刊社及作家出版社等单位协办的“新芒IP计划”征文中，于全球1300部作品中脱颖而出，位列第六，喜获优秀奖；已出版有小说《瓦全》《大水之年》，诗集《百年之后我依旧坐在这里》《结果的另一种表达》《苍白的马》等。
阿一的诗人气质是内敛而自省的，2015年出版的《苍白的马》是一本精选集，也是这种诗人气质的集中表达。他的诗歌沉静、省思而纯净，有着坚执的理想的光芒，本质上是抒情而浪漫的，但抒情的血液中又有着自然从容的表达节制，浪漫的感伤外更体现着高处逆风而立的精神风骨。
首先，这是一位向“内部经验”奋力掘进的抒情者。他的诗歌视界总体而言是向内的，书写的是诗人“经验的内心”，在他的诗歌田园中，山水风物、亲人友朋、忆游遇别等等统统摄于诗人内心，经由凝练的抒发和诗化的表达，往往呈现出情志空间的内在统一性。他将源自日常生活的体悟感喟与对自我存在的省思、拷问结合起来，显得既纯净自然，又理性而节制。他有着从一切见闻中向内采源、取色并将之诗意经验化的本领，因此即使是那些看似最闲适散漫的回忆、见游，那些最私密的写给亲人朋友的诗句都不约而同地和诗人内心的指认、辩驳、调和对应起来。他写回忆里的童年、居住过的老房子、相濡以沫的爱人、逝去的朋友凡此种种，这些人事物景的描刻并不琐碎具体，它们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灵魂的见证与思悟。
同样，阿一显然不是一位诗歌写作潮流的应和者，他的诗歌远离热烈的诗学争辩，他的诗歌也没有一些“先锋”诗人常见的诗体实验和语言革命，他仿佛从始至终都是那个安静、执着的写诗者，坚守着抒情的底色。对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他体认说：“我习惯于一个人徒步登高/一个人一如昨天的模样/背对四野 薄衣一袭/不曾疑问/亦绝不作答”（《夜色在北》）。但其实“边缘意味着结构的薄弱地带，意味着具有突破、转换，以及生成某种新秩序的可能”。
正是这种自我体认的“边缘人”身份，让阿一拥有着不受外界干扰的创作的自由，这也形成了诗人独特的抒情风格，他的诗歌简短，语素凝练，时而浪漫理想，时而忧郁倔强，善于从回忆和见闻中调用提炼化的生活日常片段，有意克制想象和玄想的铺张，进而投放纯净深厚的情思。
其次，这是一个孤高持定的精神漫游者。“内向”型的诗人常常秉持的是一种“上升的诗学”，有着崇高超越的美学追求。而正如利奥塔所说，崇高就是呈现无法显示的东西，因为虽然“表现绝对事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不得不表现”,“即使失败,即使产生痛苦,一种纯粹满足也会从这种张力中油然而生”阿一坚守诗歌的高地，对于诗歌曾经被大加鞭挞而显得有些时过境迁的崇高美学和理想主义，他用个人灵敏的诗歌触觉进行顽强而矢志不移的挽留。
他歌唱永恒的信念理想和纯粹的诗歌精神：“我高傲地思想/黑色的头颅和雪/生命中永不变更的金属质地/剑一样穿越风雨”（《我高傲地思想》）。他的诗歌是“生活在别处”的，理想如同远方总在现实之外、人群之外绚烂招摇，澄澈的诗意要求着对现实场景、细节与情节的弱化处理，因此这些诗行和诗人内心一样经历的是孤独的漫游，或者如诗人所说是“另一种漂泊”。
即使这意味着与周围的不合时宜，即使面对的是现实和内心的双重围困，他依然渴望突围，拒绝屈从，他说：“那匹马 苍白的马/在我的梦中/梦中的草原 一去千万里/苍白的马在雨季中嘶鸣/苍白的马不肯低头”（《苍白的马》）。他的诗中常常在苦涩孤独中绽放着冲击的勇气：“人群散尽/我独自回到/清贫的书桌/夏日的书桌旁/那些诗 那些激越的风暴/汹涌地飞满天空”（《人群散尽》）。
再其次，这也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怀乡者。阿一的写作立场有着明显的朝向古典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其诗作中常见的与古之诗人、贤者的灵魂对话上，而且体现在诗人“素衣隐者”的理想追求上。他的诗中既写阅读古诗后的感受，也写自己对古诗人的人格与命运“心有戚戚焉”的体认。
他在《过故人庄》里与隐逸乡间的孟浩然一起赏菊饮酒，在《长安遇冯著》里化身韦应物情义绵长地对友人温热慰勉，在《长安古意》里和卢照邻一起感慨世事无常、荣华难久，又对古诗人尊爱有加、惺惺相惜。显然这些寂寥又闲淡、温厚又多舛的古之灵魂和诗人的内心交汇，应和着诗人布衣书生的自我认同。阿一的诗里，总是弥漫着古典的乡愁，总是努力地一次次走向回家的路：“整个季节 我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是在“面具城市”中吟唱遗失的如佛般的宁静自然。
与他的诗歌相比，阿一的小说虽然也有着抒情化的痕迹，但无疑加大了现实的容量。阿一的小说虽然作品不多，但都用心良苦，反复调整打磨。他的小说也在逐步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首先就写作题材来说，阿一热爱并偏重于书写家族历史，以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沉浮、命运遭遇为主体，将较长时间跨度内的社会政治、时代习俗等投射其中，叙述个体事件，描写人物遭遇，不乏奇想与构设，多种线索多种向度相交织，进而不动声色、隐而不显地流露写作主题。
这就使得他的写作具有“杂糅”气质，很难一语指出其到底是历史小说、抗战小说、官场小说、家族小说，而是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他写历史并不完整连贯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琐碎，有时也并不完全追随现实历史，他小说中的抗战重反抗轻战争，官场大多作为故事背景，写家族历史又并不设立严密周全的谱系，可以说这些写作向度都是为其写作的精神主题服务的。而他写作的重点一直都在对一些厚重而阔大的人生主题的探讨上，如活着的价值，人的生存智慧与生存哲学、对人性的理性探照、生与死的意义等等。
另外，阿一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回忆体的叙事视角。不论是《瓦全》里的屠保尔还是《大水之年》里的曲君，他们即是小说的叙事者、事件和经历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小说的主要角色之一，他们深切地参与了小说的建构，并以存在的多重身份丰富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瓦全》里采用双重叙事结构：一方面是屠保尔在政府部门里做小公务员时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卑微忍辱，一方面是他的祖父屠子王苟且偷安而不得而最终殊死反抗的命运，两相对比之下，作者却写出了生命意义的相通：不论是宁死不屈式的“玉碎”还是小人物委曲求全式的“瓦全”，在命运的深处都可以彼此佐证、互相和解。
渺小与伟大、承领与牺牲就这样既彼此对立，又在小说中内在地达成贯通，小说的双重叙事结构就这样或并行或交织地展开，并最终统一于“我”的叙事声部，让小说的主题向度丰富而明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部小说中作者都为这个“叙述者”/主人公的身份，添加了“自小我就喜欢写点东西”（《瓦全》），“现在是二零一六年，我正在写一部小说，长一点的那种，所谓长篇”（《大水之年》）等内容，这就和作者本人的身份有意进行了模糊性混同，一方面增强了“我”的见证与言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让人物的探索与找寻充满人文探究、思想辩诘的意味，便于小说的表意层次向更深处挺进。
最后，和独特和丰富的叙事方式相应的，是阿一小说中呈现出抒情和理性的双重色调。他的文字有着对历史和人类存在处境的悲凉敬畏，也有着对不公现实的愤懑批判，更在倾诉语调里时明时暗而地潜入内心，让那些即使是再客观中立的叙述都隐性地打上了抒怀的印记，它们作为“我”的旁观式见证，指向的依然是人物的内心建设。
这显然和阿一的诗人秉性存在着内在血脉的一致性，从整体上看，和其他外放性写作者有着拓展写作版图的明显抱负不同，阿一的小说在属性上依然是向内的，他关注人物、事件、环境背后的灵魂叩问，他对笔下的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尽可能给予宽厚的理解与包容，他的写作从骨子里是深具情怀和温度的。
随着时间和经历的积累，阿一的写作越来越心平气和，宽厚包容。在《瓦全》里还存在主要以反面形象存在的韩太爷等人，而《大水之年》里的人物则更加立体、多面而丰富。人物形象也越来越变得有温度、可理解，即使是一些明显的负面形象如汉奸曲大壮、曲三，作者也力求写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避免明显的说教式审判。这也和作者对写作的理性审视有关，他自认的写作状态是：记录而不是描写，陈述而不是评价。
他认为：“存在是一出荒诞的悲剧，如果以终极的眼光看，我们都是各自悲剧的主人公，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通过理性，寻找到一些聊以慰藉的片段，创造出一些关于未来的彩色气球。”也正是由于这份理性的从容，阿一的小说一方面指认生存荒诞的悲剧内核，一方面又用温热的悲悯包容调和，绝望与希望，离奇与日常，才能徐徐展开，呈现生命本身的相貌。
参考文献
李晓晔2015《边缘，一种更开阔的视角》，《中华读书报》2月11日。
钱善行1993《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阿一2015《大水之年》，黄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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