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与无意识侦探》是法国精神分析家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书中，阿夫纳拉先生写到：“让弗洛伊德认识到自己的，就是他与弗里斯的关系。当他们的共同历险不能继续，精神分析实际上就结束了。”在分析经验中，分析师和分析者确实像一对共同历险的伙伴，没有人知道将发生什么、要面对什么，但我们都用投入的方式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不过，期待必须被悬置起来，这样才能给惊讶留下空间。“介入一段人生就会面临风险，而最重要的就是辨认出这些风险。这一点上，福尔摩斯和华生比柯南·道尔来说更接近于辨认出自己无意识欲望的弗洛伊德。“
不过，柯南·道尔比法国侦探小说先驱埃米尔·加博利奥更加贴近弗洛伊德，因为他所创作的福尔摩斯的实践与弗洛伊德的实践都建立在人与人的相遇上，是将技术与请求联系起来的实践。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也是一场相遇，不过，他们的合体代表了分裂的主体。福尔摩斯打趣华生说：“或许您不是真正的光，但您有传递光的能力。”阿夫纳拉先生这样评论道：“福尔摩斯的动力与华生的在场息息相关。这一传递光的向导，无论通过话语实现还是通过沉默实现，占据的这个位子，就是分析家的分析家占据的位置，是弗里斯相对于弗洛伊德的位置……”
有趣的是，柯南·道尔一生热衷通灵术，但拒绝相信无意识。尽管如此，在《血字研究》中柯南·道尔同样用“分析”一词描述了福尔摩斯的实践。阿夫纳拉先生强调，“并不是因为福尔摩斯将自己的计划称作分析性的，或是因为弗洛伊德曾在一封通信中将自己与福尔摩斯进行比较，于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两种实践的重合……是对‘显而易见‘的拒绝使得两种实践走到了一起。”
与弗洛伊德一样，柯南·道尔也是医者出身，他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曾在维也纳进修眼科，在战争中做过驻军医生，在伦敦开过私人诊所，但当他发现医生这个职业不能养活他和妻子的时候，便将更多精力投入于写作。他和弗洛伊德“都扎根于病因学的医学传统之中，试图给症状做出确定的诊断”，然而，显然柯南·道尔“将处理这部分现实的机会让给了福尔摩斯和华生“。
以下这段关于柯南·道尔和弗洛伊德的相似性描写得很精彩：“他们并不认同于作为绝对观点承载者的可敬医生的形象。他们把视觉看到的东西放到不太重要的一层。他们驳斥大师的享乐，拒绝在自己身上的此种享乐。一个是通过书写，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另一个是发明一种方法，为了帮助倾听而与目光拉开距离。他们都对灵魂的欲望提出质疑，而非对身体做出回答。“
“福尔摩斯并不以医学立场和知识来支持他的实践”，弗洛伊德也是如此，“在某些特殊的地点，实践是非医学的。”“非医学”这一点弗洛伊德在《非医学的精神分析问题》（1926）中进行了重申。阿夫纳拉先生这样写到：“精神分析是世俗的，因为它把人们在分析中进行的秘密话语当作最重要的部分，这比伟大教士的话语或医学科学的奥秘更重要。”非医学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是弗洛伊德的，也是克莱因的、比昂的、拉康的、温尼科特的……时间意味着理论可以因为临床而得到修改。做分析不是做弥撒。分析家和侦探不需要任何一种崇拜。”这涉及到分析家的欲望和身份。分析家不能把自己放在被崇拜的位置上，否则这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医生、伟大的教士或者神殿里的圣者没有分别，这与世俗实践是相悖离的。世俗实践意味着什么呢？一视同仁。
关于福尔摩斯和弗洛伊德二者相似性的联系，姜余、严和来二位老师在“译者序”中做了总结，即他们的研究方法、关于请求、关于谜题。需要强调的是，对精神分析而言，“解谜的方法是多元的，答案也不只有一种，最终只有谜语所有者才能给出最有说服力的答案，这是他的选择和权利。”
阿夫纳拉先生认为“柯南·道尔对儒勒·凡尔纳的《奇异的旅行》烂熟于心”，而他本人对于道尔的全部作品的了解又是多么游刃有余！不仅如此，他在书中还陆续提到了大仲马、爱伦·坡、达芙妮·杜穆里埃、马赛尔·普鲁斯特等，不难看出，他对文学热爱之深厚，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另一个身份——作家。从先生的作品中可以领略，当精神分析家与作家的身份合二为一时，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剖析则更为犀利、透彻。当然，这并不会阻碍这本书的艺术性，它本身就是一部文学阅读性很高的作品。
探案是福尔摩斯的使命，而精神分析对于弗洛伊德和后继者们而言呢？我用柯南·道尔的话来作为结束：“Your line of life. “这是”一生之路“。
以上是阅读时的随笔，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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