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〇〇：另外一个“子宫”

《传习录》二〇〇：另外一个“子宫”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瑕及于邪僻。教者如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

社学每天的功课，先要考察德性养成情况，然后是背书和诵读书展示，之后是练习礼仪或课业训练，最后再次读书、讲课、吟唱歌诗。修习礼仪、吟唱诗歌等活动，是为了时时存养蒙童的本心，使他们欢喜于学习而乐此不疲，以至于没有闲暇去干歪门邪道的事。老师们洞悉了这一规律，就知道该如何展开教学活动了。显然，这里只能说个大概。至于领略、发挥其中的神妙之处，就在于各人的发挥运用了！

人，只是人类为自身所设立的一个名称。婴儿和老人，君子和小人，善人和恶棍，圣人与凡俗，有那么大的不同，却拥有同一个名称——人。

还有一个概念叫“枉为人”，就像“披着狼皮的羊”一样，也有披着“人皮”的“畜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生而为人，婴儿与老人、君子与小人、善人与恶棍、圣人与凡俗有一个共同的的名称“人”，人类所发明的“人”这个定义，除了有指代的功能，还在表明一种方向，一种人之为人所必应遵循的进化方向。

一个孩童从呱呱坠地之时起，便自然获得了“人”这个名称，至于他是否朝向“人”这个概念所表明的方向，是否向人之为人的方向进化，是不是会走上“枉为人”的那条不归路，还都是一个未知数。或许，这正是圣人设教的初衷——让孩童回到“人之为人”的方向，使“人”成其为人。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的开篇写：“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非但王阳明所在的时代，教者不知古人立教之意，今天的从教者，又有多少真正洞悉古人立教之意的？纵观王阳明所倡导的社学内容——歌诗、习礼、读书，在几百年前被人误解为“不切时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认同，又有多少人肯于坚持实践的？

从事于教育，倘不懂得“立教之本”，实在是件极荒唐的事。

从“立教之本”视角，再来看王阳明为当时社学所立的教约。每日里首先考察德性，然后是背书、诵读，再然后是习礼或课业练习，最后再读书、讲课、吟唱诗歌。这哪里是在赋予孩童什么，分明是营造了另外一个母体之外的“子宫”，歌诗、习礼、读书这些科目，哪里是什么科目，分明就是这个体外“子宫”的“羊水”。提供这些“羊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孩童不受外在世界的干扰，等他在心智上慢慢成熟。所谓的课业，全是为了最后的“毕业”——在精神、心智上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诞生”。

认真想想，古人称学校为学宫、泮宫，实在自有他的道理。 子宫存在的意义在于存养物种的本体——胎体，学宫存在的意义在于存养孩童的本心——本性。王阳明在社学教约中强调的“乐此不倦”“无暇邪僻”，对于孩童的本心养成极其重要。

清朝封疆大吏年羹尧，有鉴于自己的求学经历，专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副特别狠毒的对联，上联是“不敬师尊，天诛地灭”，下联是“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教育人如果不能恪守“乐此不疲”“无暇邪僻”两个要点，所作所为无异于在他人的“子宫”里捣乱、放毒，用“男盗女娼”来形容，虽毒舌了些，却也并不过分。

学校是人类创造的另一个“子宫”，目的是存养人之为人的本心，教育者不可不知，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