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
这段话，对历史稍有了解的国人应该都熟悉，出自明思宗在煤山以血写成的遗诏。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崇祯的自责之情，并希望以一己之死而为天下百姓请命。不少国人都为之触动，明粉们更是推崇。
再来看看下面这段。
“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 今兵至，不能逆战，止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 朕思之熟矣，存与亡，有天命，惟不负吾民可也！”
怎么样？相较明思宗那段，除了同样的对百姓的体恤，还多了一份悲壮。
这是出自金朝末代皇帝金哀宗之口，适时恰逢蒙古南下，击破金朝的（潼）关（黄）河防线，金朝国运势如危卵之际。
但知道这段话的人，应该是少得多了。因为这可是金朝啊，那可是我们小时候看《岳飞》和《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恨得咬牙切齿的金人。
当我们读完《隳三都》，了解了更多蒙古灭金这段历史，尽量抛下民族成见，我们可以从明思宗和金哀宗的比较中发现更多东西。
“承麟得知金哀宗驾崩，率领百官在小竹屋外罗拜号泣。承麟回过头对群臣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不就，委实可哀！不如谥号为“哀”吧！后来，中原汉族士大夫认为，“哀”字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于是以《左传》“国君死社稷”的“义”，改谥为“义宗”。金哀宗身边的侍臣、草泽的文士、后世的史家，都对他多有同情和褒扬。 不管是可“哀”，还是就“义”，一个十年如一日，无比尽责地履行了末代皇帝这个角色的人，终于能够卸下这副千钧重担。史家姚从吾用三句话概括哀宗的一生：“谋挽危局”“忍辱守汴”“力战殉国”。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平心而论，金哀宗虽然”非我族类“，但完全当得上汉人儒家的那个”仁“字了。
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金末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仁”则“仁”矣，但在时代的滔天大浪之前，能演绎的不过是一曲普通人的悲歌——和我们凡夫俗子的区别是，这几位普通人的位置更高，则悲剧性更强。
在书中，作者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写道：“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按照古希腊人的审美品位，武王伐纣写不出动人的悲剧，金朝的灭亡却可以。”
读到这段话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读《隳三都》有那种很久没有的酣畅淋漓的感觉，乃至于手不释卷——没错，正是对那种普通人在时代和命运的巨石之下的被压迫感的感同身受和深深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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