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的断想

2011年5月5日，有幸聆听曹锦清先生关于“社会”的剖析阐释，很受启发，于是有了以下关于“社会”的断想：

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建设，正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态语言中大行其道的热词。“社会”，从一个学术界词汇，在短短时间内进入政治生活，并成为主导性关键词。“社会”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厘清的基本问题。

在西方，“社会”往往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体系中的一极。在中国呢？有着几千年家-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何为现在惯用词汇——  “社会”之真正所指？在不同语境下，“社会”有着不同的内涵。例如，“社会停车场”可能是与内部停车场相对应的，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提并论的“社会教育”中的“社会”往往是指除了有着明确边界的“家庭”、“学校”之外的全部场域。细究起来，这些词语中的“社会”与当前所说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应该是不同意义上的概念。但按照“以道观之，万物一也”的逻辑，种种不同似乎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消弭。如果用一个更为通俗的词语来替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用相对于“内”的“外”来加以理解。

在这里，相对于“内”的“外”不仅仅有着空间上的差别，它甚至还有着丰富的时间意义上的差别。空间上的差别很容易理解，从时间上来说，“社会”的替代词“外”其实包含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各类要素高速流动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里，原有的人际网络被逐步打破，原本相互熟悉、相互信任、没有防备的熟人社会被相互陌生、无法信任、心存戒备的陌生社会所替代。熟人社会里常说的“不要见外”所包含的“内”已越来越少，它正越来越被超大规模、速度极快的人口流动所打破、摧毁。

如果说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差序格局，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在当年被包围的国际背景下，执政党通过单位制和无所不在的党组织，完成了“国就是内”的改造和整合。如今，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造成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内”正经历、经受着越来越彻底的解构。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要面对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外”。这可能就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所要面对和迫切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在社会转型中通过“再组织化”实现有序、和谐、充满活力的良好态势和局面。其中，“再组织化”是重新建构“内”的重要策略和主要途径。

不可否认和忽视的是近年来出现的组织化浪潮，特别是以“趣缘”为主自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草根社会组织，尤其是大量涌现的社区文体团队等，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内生需求。各种被培育、扶持的社会组织也是暗合这种趋势的顺势所为。据统计，目前，上海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已达9977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为7个，大大高于2.7个的全国平均水平。大量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各种社会组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这些社会组织营造了一个个一定范围的“内”。随着大多数社会组织以服务会员为主转向服务会员与服务社会并重，一个个分散、零落的社会组织会不会组建成“蜂巢型”结构？这不仅是对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考验，更是对执政者社会建设能力的实际考量。

在中国，向来不缺乏基层的创新。如成都锦江区通过备案管理、资金扶持、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三个配套办法，帮助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良性发展的目的。上海本地的创新也很多，特别是2009年以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本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民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还被评为2009年全国社会组织十件大事之一。上海市妇联也积极顺应“再组织化”的趋势，2010年7月，在市民政局支持下建立了“上海市女性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市妇联作为业务主管和业务指导单位对50多家市级、600多家区县级、3000多支社区文体团队和若干网上女性社团实施枢纽式管理。对于执政者而言，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基层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提升、推广，在顶层设计上顺应趋势、引领潮流，以更为完善的制度性举措来推动、促进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成熟，使其在与政府购买服务的互动过程中保持旺盛、蓬勃的生命力。

作为一名妇联工作者，殷切希望妇联组织能敏锐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在新一波社会管理创新的大潮中，自觉而为、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将自上而下的指导者思维和自下而上的实践者思维结合起来，形成培育、凝聚更多女性社会组织的立体思维和扎实举措。因为妇联不仅是广大妇女的联合会，更应该是各类女性组织的联合会！

                                                      201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