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题记
父亲过世快二十年了,他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一本日记和一些书,我至今珍藏着。日记本有点残破,棕色漆布封面;扉页是老毛慈祥的肖像。日记时断时续,记述了父亲时跨三十余年的生活片段。一页页地翻过父亲的日记,我的眼角时常湿润。
父亲本名“炳周”,早年是旧地方政府会计,偶尔也挂过什么小小的头衔,但父亲全凭会计本领吃饭。父亲为人本分,办事精细,也许在账本的细小格子里爬惯了,写得一手工整的蝇头小字。父亲酷爱他的会计工作,除了做好职业会计,还喜欢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画起账页,分出摘要、来源、什项支出等栏目,把日常收支一一登记,日清月结。父亲当年虽然四处漂泊,好像并不觉得滞重,他在日记的封二上签名“萍舟”。
然而人世沧桑,1949年,旧政府垮台了。
父亲虽然被新政府留用,依然为人本分,办事精细;依然写得一手工整的蝇头小字,但因为打上了旧政府的烙印,在新政府总是不能安生的。1958年,政府 “精简机关”,鼓动职员“下放”到农村工作。父亲很知趣,他在日记上写道:“往农村去是比较长远的,有发展的光明前途,我是迫切要求早日下放”。父亲未必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但从他摘录陶渊明的诗篇看,父亲对采菊东篱是向往的。没想到政府给父亲一点退职金,就让他走人了。那年,父亲51岁。
故土风情·父亲“病舟”的日记
旧政府过来的人,还拿到退职金,父亲还是心怀感激的;何况接下来的生活道路,还由他自己选择。他在日记里又达观地写道,“一切都是外行,该做什么呢?对于农业,我也有勇气”。他卷起铺盖,来到农村。大概那时候像父亲一样退职的人还不少,农具居然也紧缺,“农具都买不到,怎么生产啊?”父亲的日记里,有一句像刚刚上学的穷孩子为着纸笔着急的话。
对这位刚从政府机关下来的“志愿者”,农业社的领导还算知人善任,让他当记工员,兼干农活。父亲那双手,毕竟是一双写蝇头小字的手,换去捏锄头,总感觉过于沉重;再加从来没有做过农活,总有闪失,有一回就把秧苗拔断了。农民兄弟不懂斯文,“臭骂”了我父亲一顿。父亲用“受辱”两个字归结了农业社的工作,开始另做打算。
好在父亲也算半个读书人。他买了几本养兔的书,研读了一番,就动用退职金,做了兔笼,买了兔崽,无师自通地养起兔来。起初兔子养得还不错,卖了兔毛,还生了许多活蹦乱跳的兔崽。父亲很天真,以为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还想让母亲也退职,一起帮他——可是不久就 “兔市松弛,仔兔无人问津”,最后血本无归,母兔也只好宰吃了。父亲还养过蜂,可他不知道,卖蜂的人把蜂巢里的蜜取得一干二净,不给蜂留一点口粮。父亲本还巴望田野上的荞麦花竞相开放,可让蜂尽情地去采蜜,又无奈连日阴雨,父亲只好拿退职金买糖给蜂吃。更可叹的是蜂也不吃这些嗟来之食,渐渐的都远走高飞了。父亲在日记里写道“俗事纷披终日鹿碌,心绪不常,日记久已搁笔了。近日天气阴雨连绵,闷生无聊,把往事回忆胡乱补记以抒郁郁。前年想以养蜂养兔做为终身事业……”
“养蜂养兔都是失败”,父亲这样给自己曾经充满希望的事业做了结语。折腾了两下,退职金已所剩无几,再做投资已经不可能,政府又号召“大办农业”,不由分说,把父亲的原在城镇的户粮关系转到农村。父亲别无选择,再戴上箬笠,披起蓑衣,栉风沐雨在坎坷的田地间。在田野里,壮汉一挑担子就是两百斤;就算是妇女,一百来斤也算轻松;父亲的肩,以前只扛过纸笔。壮汉一天拿十分的工分,妇女也可拿五分的,父亲只能拿两分。也许,在别人看来,这两分都已经是照顾了,父亲总是迂得可爱,他在日记里抱怨:“农业社不量才使用”。
“生活歧路,不知何去何从”。父亲听说江西、福建那边,可以找到工作,想去,又怕路途遥远,不敢去,只好先在附近找些挖石子方一类的临时工做。他又担心这样“在家做临时工,没有保障”,又想去做建筑工、矿工……父亲五十开外的人,还真是什么样的活路,都想去试试啊!最后,父亲还是听信他人,用手头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一根钢钎、两个轮子和其他零件,再配上木架,自己搭成一辆双轮车,上路拉货了。
家乡是个山区小县。我想象着父亲单薄的身子,拖动着沉重的货物,在风雨飘摇的斜坡上勉力行进的样子;还有在岭背的大树底下歇息,从板车上掏出包着油布的日记本,用他的蝇头小字,孤独地记叙一天辛酸的情景。他的日记写道:“拉了几个月,因货源紧,运费低、自己劳力差,开支比别人是同样,甚至超过别人,手头很紧,粮食亏空。以前是人欠我,今是我欠人,……急待举办的气筒、雨具和修理工具仍是一些也无”,“为改善生活,更自不量力去拉双轮车,结果是一拉十息,又不能拉重。成本大,收入少,生活的泥泞越陷越深了”。年老拉车本出无奈,谁知道,政府官员说他“体力充沛”,应该让他支援农业第一线去。父亲只得收起车子去务农。
这是父亲第三次参农,虽然分到一点粮食,可把积蓄都用亏空了。干到“农历腊月,实在支持不下”——父亲好像秀才造反——“又重干起拉车的生活,苦干了半个月,才粗粗的安排了春节生活。”过了春节,听说开化县那边拉车生活有出路,就饥不择食,赶到开化。“拉了一个月,既无生意,欲回家,又不甘心,心如捣衣。”又去学砍柴,“手足棘伤,砍柴不到半百斤”,仍想坚持下去,觉得“学好砍柴也是一种吃饭本领”。用那写蝇头小字的手去做这些努力,“生活过得是越来越不象样,别处无路可走,于是拉车回家”。没想到时过境迁,家里拉车的生意,也要经过搬运工会管理。父亲没有领到许可证,车也拉不成了。
好在父亲的心总是活络的,他又做起制售木拖鞋的生意。我记得父亲做木拖鞋的情景,一张大弯弓一样的钢丝锯、一把木刨;再弄一张普通的长凳,四只脚接到半人高,充当工作台,就在这样简陋的作坊里,从早到晚的做着、卖着。那不是商品经济的年代,买木拖鞋的人自然少,再说做木拖鞋有季节性,年关到了父亲又兼做爆米花。记得父亲用独轮车装载着爆米花的工具,一边放钢制的爆米花机,一边放木制风箱和其他工具。放风箱这一侧明显轻一些,父亲把我安置在风箱这一边。就这样,父亲推着独轮车,穿行在隆冬的乡间小路上。走到一个村庄,放下家伙,不必吆喝,村庄里的孩子已经动员他们的父母找出糯米、玉米、木炭之类的材料,让我父亲给他们加工。
父亲先要拿送来加工的粮食放在嘴里咬一下,看看是否干透,以免用上潮湿的粮食加工出次品。然后把粮食放进一个葫芦型的压力釜中,升火加温。当然,父亲很有一套,即使不太干燥的粮食,父亲只要在翻炒加压的中途,故意拧松压力釜的盖子,放出一些湿气,再拧紧继续翻炒加压,也会加工出上好的爆米花。
父亲坐在一张用车轮外胎自制的折叠小凳上,左手转着的压力釜,轱辘吱呀吱呀的唱着;右手拉着的风箱,风门踢蹋踢蹋的叫着。薄暮时分,红彤彤的炭火映亮了旁边老幼们期待眼睛,也映照着父亲镇定自若的面容。父亲看着压力表已经达到预定的压强,大呼一声:“好了,你们躲开!”自己则不慌不忙的摊开一个麻袋,在袋口放一个枕头,然后把压力釜的头从炉台上转移下来,搁在枕上,把麻袋口裹紧,只留出一个扳机。父亲右脚站稳,左脚把裹紧的麻袋口严实踩住;右手把住压力釜尾部的把手,左手持一铁管套往扳机请轻轻一扳。轰的一声巨响,白色气浪穿透麻袋,香味四溢,笼罩了整个场面。
故土风情·父亲“病舟”的日记
不一会,父亲已经提起装满爆米花的麻袋,从气浪里出来,把爆米花交到老乡手中。直流口水的小孩抢着尝鲜,也不忘弄一些和我分享。
那些日子,不但父亲携子养家,还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心情是比较满足的。父亲常借用 “哆咪嗦,啦哆嗦,啦哆啦嗦咪哆唻”的民间小调,填上自编的“爆米花,爆苞谷,一炮放的震天响……”之类的歌词,教我哼唱。
然而,好景不长,“弃农经商”又为政府官员所不许。政府官员把父亲的生产工具收缴了,还办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完了学习班,父亲第四次回到农田。经过多年的颠簸流离,父亲的蝇头小字也突破了细小格子,写得放纵了一些。
到了父亲暮年,政府给落实政策,不但户粮迁回城镇,还领取一些生活津贴。最后,父亲在独自斟酌的时候中风倒地不治,算是宁做饱鬼,不做饿汉了,终年七十九。清理父亲的遗物,才知道父亲早已自号“病舟”。
我知道,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父亲的这些境遇,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我唠唠叨叨地写下这些文字,寄希望过去的历史不再重演,也为勉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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