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绿釉为一种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的低温彩釉。1965年2月，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市北郊新店公社战坂大队莲花峰发掘了五代十国时期割据福建的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妻刘华墓。墓中出土三件孔雀绿釉陶瓶，器形高大，敛口、广腹、小底，通体施孔雀绿釉，釉厚晶莹，瓶内着青灰色，橙红胎，质松。
其中一件四绹纹环耳陶瓶，微敛口，丰肩，长腹斜收，腹最大径在偏上，平底、沿外突，肩颈部饰四个绹纹环形系、系孔不通，肩腹部饰四道粗绳状堆纹，似幡幢状，器物通体施孔雀绿釉。整个器物通高74.5厘米。
唐 波斯孔雀绿釉陶瓶
福建博物院藏
对于这样的器物，专家们产生了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生产这种孔雀绿釉器是在低温釉下烧成的，不易产生废品，因此窑口很难找到，但应是我国窑口的产品。有的专家进而提出窑口应在福建。如《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一书认为，三件孔雀绿釉的大陶瓶，釉色晶莹，造型精美，反映了当时福建陶瓷制作技术的成就。
但陈存洗先生则认为，刘华墓出土的孔雀绿釉瓶，不可能是我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国外传入的外国陶瓷。
从孔雀绿釉瓶的器形、纹饰看，尤其是那种幡幢状堆纹，在我国隋、唐、五代的陶瓷器中基本不见，因此，不可能是我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从古代波斯传入的波斯陶瓷。
波斯陶，实际上是介于陶与瓷之间的一种陶瓷器，施一种呈乳浊状的釉，呈色一般是蓝绿、灰绿色或孔雀蓝色。晚唐五代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频繁发展，就从海路传入中国。
孔雀绿釉器物的传入国内所发现器物中最早出现在唐代。江苏扬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方的唐代文化层中就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波斯釉陶器皿残片。
五代闽国时期，福州、泉州已经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福州海口新辟“甘棠港”，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具有特色的波斯陶瓷，由波斯人或者经过阿拉伯商人输入闽国都城是很自然的事。另外，周长源等人指出波斯釉陶的瓶、罐上常有一种环形系，系孔不通，无实用价值，纯属装饰，称之为“盲系”。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的系部装饰，也都是这种盲系。
波斯孔雀绿釉瓶目前国内发现稀少，扬州、福州两地考古发现，反映了古代波斯与福州、扬州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对研究波斯古代文化和福州、扬州等地的海外交通史具有一定意义。
那么，扬州的实际发掘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65年2月，扬州博物馆在扬州汽车修配厂(今扬州客车制造厂)附近征集到一件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壶造型饱满，胎骨厚重，釉色匀润，长颈丰肩，鼓腹小底，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以为这是一件鲜见的唐代绿釉陶器。
唐 西亚绿釉陶壶
高38、口径9、底径10厘米
扬州博物馆藏
1982年开始，扬州市在新拓宽的三元路北侧开始进行市政建设，有人在三元路副食品商店基建工地上又采集到一种表面带有突起的弦纹、连珠纹和锯齿形棱角的绿釉陶片，当时也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1983年下半年，冯先铭、李知宴两位专家先后来扬。经冯先生鉴定，这种采集到的绿釉陶片是波斯陶片。时隔不久，李先生在扬州博物馆参观时，认定扬州博物馆馆收藏的那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是典型的波斯安福拉式陶器，从而引起了扬州文博界同行的注意和重视。
之后，人们又在扬州三元路北侧的人民银行、纺织品公司、邮电局、市直机关幼儿园，扬州城北的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大楼，汶河路西侧的扬州商场、文园大酒家等基建工地，以及扬州南通西路唐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发现和采集到一批相同的标本。前后累计，总数达二、三百片之多。
问题来了，这些波斯陶器和我们的孔雀绿釉有没有关系？孔雀绿釉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还是沿袭了国外的技术呢？
对此，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熊樱菲与张福康完成了一篇《中国古代孔雀绿釉的研究》的论文，破解了这一谜题。
作者选取了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部分清代孔雀绿釉完整器、宋代磁州窑的孔雀绿釉、明代法华彩瓷片、扬州唐代地层出土的波斯陶碎片和广西省唐代墓葬出土的波斯陶碎片，以及一些波斯和伊拉克地区出土的有关釉陶碎片，它们来自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清康熙 孔雀绿釉花觚
高27.5cm，口径19.9cm，足径7.5cm
觚侈口外撇，颈部细长，长胫，近足处外撇，圈足，无款。通体施孔雀绿釉，开细碎纹片，颈、腹及腹胫相接处各刻弦纹两道。此觚造型仿古铜器，装饰简洁，釉呈青翠色，釉面玻璃质感强，是一件精美的陈设瓷。
故宫博物院藏
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都以Na2O（氧化钠）作为主要助熔剂，其含量高达9~14%，CaO（氧化钙）和MgO（氧化镁）含量也相当高，而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的孔雀绿釉都以K2O（氧化钾）作为主要助熔剂，CaO和MgO含量不高，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天然资源的不同。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盐湖中产盛泡碱(natron)，泡碱的主要成分是苏打（Na2CO3·10H2O）和碳酸氢钠（NaHCO3）），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区早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就已利用泡碱和石英砂等作为原料，熔制成玻璃，后来又把玻璃粉碎成粉末，加入一些黏土和着色剂，制成孔雀绿釉，用于美化釉陶并使之不渗水。
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中国硝的资源很丰富，而泡碱却不太容易得到，硝的化学组成是K2NO3。中国古代人民早在汉代以前就利用土法从土壤中提取硝，并用硝作为原料之一制成玻璃和黑火药，后来又把硝配合石英砂和炼铜时产生的废渣制成孔雀绿釉。
另外，中国早期孔雀绿釉中还含有较多量的PbO（氧化铅），而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中仅含有很少量的PbO．很明显，中国早期孔雀绿釉中的PbO是作为配方的一部分而特意加入的，而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中的PbO都不是特意加入的，它们是以杂质的形式引入的。
还有, 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都施于陶胎上，而中国古代的孔雀绿釉主要施于瓷胎上，以上种种差别都说明，中国古代的孔雀绿釉与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孔雀绿釉不一样，它们是中国陶工们自己的独立创造，与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区孔雀绿釉的烧造技术无关。
中国古代的陶瓷釉最常见的有灰釉、灰碱釉和铅釉等三大类，除此以外，还有一种高碱釉，过去研究不多，中国最早的高碱釉究竟于始于何时？
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宋代磁州窑烧造的孔雀绿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高碱釉，元代时北方窑场烧造的琉璃瓦一类的建筑琉璃上大量应用孔雀绿釉作为装饰，明代时山西又烧造成功法华彩，有 “法翠”（即孔雀绿）、“法黄”、“法蓝”、“法紫”及“法白”等品种，它们都是在磁州窑高碱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清代景德镇烧造的孔雀绿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历史文献记载，景德镇的孔雀绿釉是用硝和石末配制而成，石末即石英砂。
古代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高碱釉的烧造历史比中国要早得多，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曾发现来自波斯的高碱釉釉陶，如扬州市唐城地区的唐代地层、广西省的有些唐代墓葬以及宁波市等地都有发现，但是这些来自西亚地区的高碱釉釉陶似乎主要是波斯商人自用的生活用品，它们并没有对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国的高碱釉是中国陶工自己的独立创造，和波斯和伊拉克地区的高碱釉没有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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