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的学校是没有食堂的,中午回家吃了饭便往学校走。学校的大门原本正对浮玉桥,因为临时修路,校门改到沿河而行的南面。远远地,玉如就看见河边聚集着很多人。还没走近就看到河滩上有一个弃婴半陷进淤泥里,弃婴的身上和周围,都是围观的小孩们扔的石头。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正在驱赶扔石头的男孩,他身后的另外的男孩,却哄笑着从不同的方向将石头扔向弃婴。弃婴身体扁平,一些地方已经被石头砸陷进去。
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场景常常从玉如的脑海里翻腾出来。在她的记忆里,北明河里每年都会或被动或主动地收走一些弃婴和儿童。
北明河最好的河段叫北明堂,河水到此环绕半周,围出一道得天独厚的低洼平原,不但外形像元宝,更是聚集达官显贵的宝地。六百年前,那里就是状元府邸。在地无三里平的年代,北明堂就已经河埠码头通达,富庶一方。后来国民党高级将领又将欧式小别墅建到这里。国民党撤到台湾后,这里成了新中国政务办公要地,省长副省长也都在居住在连成片的别墅里,由紧邻驻扎的部队对整个区域站岗值守。在从别墅二楼露台往外看,围墙外整齐的两排法国梧桐树根相抵树冠相握,掩映着一条平直宽阔的柏油路。再往外,潺潺的北明河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嬉戏的身影晃动在水波里。
这条幽静的柏油路,和被隔在外墙的北明河,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是暗藏杀机。除了河滩上那个被扔石头的弃婴,还有几次,玉如都看见顺水漂来的弃婴。有一个弃婴双臂被斩断,缕缕血丝还从断臂处往外渗出,在水中渐渐散去。而法国梧桐树下的弃婴,都包裹在襁褓里,掀开襁褓,还能找到孩子的出生年月。但在七十年代初期,天色擦黑父母呼,一个家里涌进来七、八个子女都算少了,全是挤在父母身边等着吃饭的人,一锅饭里一半米一半苞谷沙,一只碗里也只能盛上大半碗,盖上几片粘了点油星的菜,每只碗最后都会被捧着它的孩子舔得干干净净。孩子们都长着菜青色的脸,豆芽般纤细的身体。好多父母是记不住自己孩子名字的,他们把孩子按顺序排,从老大开始喊到老十一、老十二,孩子们就堆满一屋。家家的负担都沉重不堪。
已经是深秋了,风吹得紧,法国梧桐的树叶大片大片地翻飞着落下。有一天放学回家,玉如看到一个背篓放在梧桐树下,里面发出细微的类似猫叫的嘤嘤声。隔壁的老婆婆走在她前面,掀开盖在背篓上拼布小棉被,叹了声气,又将棉被盖好,摇了摇头离开了。那天晚上下雨了,第二天清早,玉如上学的时候,清理垃圾的工人已经在收拾背篓,他揭开湿漉漉的小被子,看了看里面,说了声造孽呀,连同背篓一起,抬起来扔进垃圾车里。玉如听见背篓压在枯叶上的沉闷声,感觉到寒气森森。
如同看见河里漂流的弃婴,庞玉如也已经很多次看见放在梧桐树下的弃婴了。北明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扔弃婴的首选地,就冲着玉如这样不富裕的家庭,至少是能够吃得饱,还能每年穿一套新衣,女孩子辫子上还能扎对蝴蝶结,省一口饭,也能多养活一个孩子的,更何况刘司令家这样,陈阿姨还不时亲手蒸上一屉白面馒头给邻居送来,两个女儿如花似玉的美好。冲着这个,谁家拾个弃婴都能给孩子留条命了。
小院是省委大院中的一个小分子,呈“山”字型。刘司令家是“山”字正中的一竖,庞玉如家是“山”字的那一横,另外两家则是两侧的短竖。“山”字那一竖是要上十几级台阶的大别墅,无论是铮亮的红木地板还是厚实柔软的地毯,都遗留着当年国民党高官的生活气息。刘司令怕吵,他在家的时候,连猫都是弓着身子用肉垫子走路,一家人轻言细语不打搅他休息,他不回家的时候,刘姥姥会让玉如们到家里看电视。玉如和哥哥姐姐进门前,先在台阶上跺掉鞋上的泥土灰尘,再在门坎外脱鞋进去。电视机在客厅里,客厅的地毯铺到沙发下抵到墙角,沙发又大又软,但玉如和哥哥姐姐们从来不深坐,那样就不能把穿着露着脚趾的袜子的脚藏进沙发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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