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炉边结夜愁，暂时恩去亦难留。
手持金箸垂红泪，乱拨寒灰不举头。
皮日休称刘言史的诗“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为此，老夫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仔细研读刘诗，共70首，从头到尾，无法感觉出那“锻字炼句”的精妙与奇伟。相反，刘诗在平仄方面以及音韵方面多有缺失，如果硬要评价其特点，老夫以为，有类古诗之迹，换韵过于频繁，似乎更象是歌行或者是顺口溜之类。当然，有人把他的诗拿来和李贺的诗相提并论，在老夫看来，他和李贺之诗只是形似，在内容和手法上，差得太远。故《沧浪诗话》的评价也是不准确的。
刘言史一生未著功名，但运气还不错。对于喜欢游玩的河北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南方，如南京，湖南乃至远到岭南。故刘诗中多有湖南，广州字眼。刘在游玩过程中，遇到了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作为军阀大老粗的王武俊，还偏偏是个文学爱好者。据说有一次王武俊一箭射到两只野鸭，一时兴起，让刘言史赋诗助兴，刘言史也是一挥而就，吟成一篇《射鸭歌》。王武俊为刘言史的才能所倾倒，于是奏请朝庭给刘言史封了“枣强”县令的官。不知什么原因，刘言史一天都没有上任。
《射鸭歌》现在找不到了，刘言史作《射鸭歌》多少有点类似王勃的《斗英王鸡檄文》，不过王勃因鸡而被贬，而刘言史因鸭而得官，可见拍马屁同环境和上司有很大关系，拍得好，锦衣玉食，轻车肥马，拍得不好，贬拙迁適，甚至身首异处，扯远了。
刘言史作完《射鸭歌》后，名声大噪，被汉南节度使陇西公李夷简知道了，渴思一见，便以髹器（漆器）千件贿赂王武俊，请其引荐。于是刘言史做了李夷简的幕宾，从此每天与陇西公饮酒赋诗，刘言史的名声见风日涨。
刘言史在李夷简处混日子，生活自是无忧无虑，日子一长，李夷简的手下便劝李夷简给刘言史弄个官，李夷简也是个爽快的人，便问刘言史想做什么样的官，刘言史回答说，我也没多大能耐，做个参军也就到头了，于是被任命为司功参军。后来李夷简又奏请为其升职加爵，没想到刘言史无福消受，诏下之日，竟无病而亡，关于刘言史当官这件事，究竟是一场小小的阴谋，还是李夷简手下真的爱才，已经无从考证。
自古以来，文人对于官僚阶层来说，要么自己成为官僚，要么成为官僚的附属品。刘言史以诗才入幕府，混上了避开科举而求官之路，自是给后世文人提供了一条捷径，这或许对于后来所发展出来的“绍兴师爷”这个职业有引导作用，当然，这只是老夫的猜测。其实，做幕僚的又何止是刘言史一人呢。古代官场上这种事情多如牛毛，大处讲如李商隐，小处讲如骆宾王。
刘言史和孟郊感情不错，刘死后，孟郊还做了一首《哭刘言史》，兹录如下：
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
相悲与相笑，累累其奈何。
精异刘言史，诗肠倾珠河。
取次抱置之，飞过东溟波。
可惜大国谣，飘为四夷歌。
常于众中会，颜色两切磋。
今日果成死，葬襄之洛河。
洛岸远相吊，洒泪双滂沱。
从这首诗中可以得到两点结论：其一，孟郊对刘言史的感情很真挚，其二，刘言史死前其诗名已经远出中国，甚至到了东瀛，也就是小日本。老夫读刘言史的《越井台望》，一种乡愁也会自然升起，不可名状：
独立阳台望广州，更添羁客异乡愁。
晚潮未至早潮落，井邑暂依沙上头。
《唐才子传》如此评述刘言史：
言史，赵州人也。少尚气节，不举进士。工诗，美丽恢赡，世少其伦。与李贺、孟郊同时为友。冀镇节度使王武俊颇好词艺，言史造之，特加敬异。武俊尝猎，有双鸭起蒲稗间，一矢联之，遂于马上草《射鸭歌》以献。因表荐请官，诏授枣强令，辞疾不就，当时重之。故相国陇西公李夷简为汉南节度，与言史少同游习，因遣以襄阳髹器千事，赂武俊请之。由是为汉南幕宾，日与谈宴，歌诗唱答，大播清才。问言史所欲为，曰："司功掾甚闲，或可承阙。"遂署。虽居官曹，敬待埒诸従事。岁余奏升秩，诏下之日，不恙而终。公初以言史相薄，不俗贵，以惜其寿。至是恸哭之曰："果然，微禄杀吾爱客也！"厚葬于襄城。皮日休称其赋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真佳作也。有《歌诗》六卷，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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