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比往年早，因此今年的春运任务也格外紧迫。
为了回家过年，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人手握两位数的抢票群，有人下了数不清的抢票App。
我的消息框里，收到最多的消息就是“帮我加一下速”。
说实话，我们的春运任务只是普通难度，还有一群人，他们才是真·太太太太太难了。
没有抢票渠道，不会下加速App，更害怕被黄牛套路，只会老老实实地去火车站买票。
那就是农民工朋友们。
2010年和2011年的春节前夕，广州火车站上热热闹闹，满是要回家的人。
可附近的派出所里，也很热闹，热闹得让人心酸。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聚集到了派出所，把他们朴素真实的草莽人生，都留在了这两部纪录片《差馆》里。
在粤语里，大家管派出所叫差馆。
停留在差馆的人，被称作“草人”：“就像麦田里的乱草，没有丰满的果实，被人遗忘，被人嫌弃，甚至会被农夫连根拔去。”
平时他们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直到年末该归家的时候，才会聚集到火车站的派出所“求救”。
导演周浩撕开了残酷的生活，将这些人们从社会的角落里拉出来，播放那些藏在缝隙里的故事。
中国很大，大到可以隐藏一个不为人知的、更大的世界。
中国很小，小到你可以在短短2小时里，就看尽所有人间。
“不去火车站，不知道文盲这么多”
回不去的理由很简单，无非是没钱、没证件，不想回。
但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却比我们想象的陌生和遥远。
导演周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拍这个片子之前，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中国有这么多文盲。
找工作对他们来说，可比我们这些天天喊着要命的社畜难多了。
他们挣钱，是为了活着，而不是生活。
小学学历可能已经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了，有些人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甚至根本不认识字。
“不识字？看不懂合同？不会签名？太好了！”
在那些资本家眼里，他们就像是嗷嗷待宰的羔羊。
有人16岁就被拉去打黑工，有人被搞得身份证都不剩。
有一位农民工，工钱都被骗光了，现在一穷二白，走投无路，拿到警察给的两块钱，说等工资下来了就把钱寄回来。
就算找到工作了，老板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拖欠工资，一拖就是大半年。
换作正常人早就撂挑子不干了，但他们不敢，眼巴巴地干等着，直到没钱回家过年，拉着债主走进火车站旁的派出所。
看到一个年轻人来找警察说自己没有银行卡，收不到工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老板的借口和年轻人的无知，都很可笑。但我笑不出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就连对这些见怪不怪的警察，也没办法漠视他们的无助，从自己的兜里掏出几块钱赞助他们坐车去救助站。
有人接到警察给的5块钱，一边抹眼泪，一边把钱叠好放在裤兜里。
贫穷是长在他们身上的遗传病，只能做手术，但他们还没钱做手术。
大过年的，谁也不想落个无家可归的下场，可一年到头，从囊中羞涩变到一穷二白，他们没脸回家，没脸见家人。
“有人说了粗口，所以来投案自首”
你敢相信吗？尽管这里是派出所，却也有管不了的案子。
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极尽荒诞。
一位老大爷说丢了东西，仔细一问，是他捡的瓶子被别的捡瓶子的人偷走了。
警察说管不了，捡垃圾的太复杂，总是互相偷来偷去的，还打架。
一大把年纪了，为了点垃圾打架，够荒诞，但却是现实。
大爷临走的时候，扛起装满垃圾的布袋子，还回头冲警察摆了摆手，说了一声谢谢。
有的人毕业证被偷了，因为自己骂了粗口，来警察局认罪。
他拘谨地站在警察面前，坦诚自己的心理活动，他觉得有文化就不能做有辱斯文的事情，在心里给自己划好了条条框框。
不过他们算是难得进局子一次，还有人过个年就进进出出好几次。
在刚被抓进来的时候，都打了满手的苦情牌。
没过一会儿就高高兴兴在派出所做起生意，还说在外面卖不出去，在里面倒是卖了不少。
面对镜头，买饼的人笑嘻嘻地自称乞丐。
我没办法评价他们这些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行为，只觉得心里很苦。
“贫穷和窘迫，给他们带来的，是黑色幽默，是一种笑嘻嘻的厚颜无耻。”
旁观者只当是奇遇，现实是他们的人生。
人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第一次被抓的女孩，笑着说钱很难赚”
人间百态里有这样一面，就是差馆里的每个人，都是可怜人。
但当可怜人一直在犯错的时候，该怎么办？
一位警察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想让他们在外面影响公共秩序，就只能抓他们进来，过一会儿再放出去，教育他们不要再来了。
至于什么情况下要拘留，他摇了摇头。
或许对他们而言，生活早已没有了对错之分。
有人把赚的钱全部寄回家，再去救助站领饭和火车票，理所当然地薅社会主义羊毛，还嫌羊毛太少。
一个年轻人躲在公交车地下耍赖，非要讹500块钱，警察局局长来了也不管用。
闹了三个小时，最后坐地起价涨了100，逼得警察朝他脸上喷了辣椒水。
明明上车的时候自己哐哐哐地撞脑袋，非说是警察的辣椒水让自己有后遗症。
还有人就钻法律的空子，指使未成年人偷钱。
看见无家可归的孩子，混熟了就想拉来偷东西，孩子要是不答应就要挨揍，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放过。
爸爸在警察面前捂着脸痛哭，跟警察说我们再也不做坏事了。
一旦发现警察见怪不怪，就故意把睡着的孩子吵醒，让孩子大哭来闹得警察没办法。
还有个小姑娘，离回家还有几天，闲不住就来了火车站卖东西。
顶风作案，没一会儿就被抓了，她又气又笑，觉得自己倒霉。
周浩问她：“第一次被抓吧？感觉怎么样？”
她回答了两遍，感觉钱很难赚。
第一遍她无奈地笑。
第二遍她哽咽地哭。
除了同情，弹幕里有许多仗义执言的勇士：
“都是暴利，铤而走险，知法犯法，早晚丢孩子。”
“没有原则的善良就是助纣为虐。”
这些大道理，警察自然比看客们明白。
他们坦诚地告诉导演，这样的人太多了，根本同情不过来，再说他们自己也不容易。
所谓的倒班连起来约等于天天上班，过个年也不消停。
他们大呼没人权，还自嘲警察都是窝囊废。
为了释放心里的怨气，拿姓名牌贴出了一个“草”字，直指春节的值班表。
“有人奔波的目的，就只是活着”
导演周浩说：“不要用那种非黑即白的观点去解释这个世界，我就是想让大家模糊起来。”
那些所有低劣的手段，都不过是一种求生本能。
人本身就是一矛盾体，由人组成的社会注定也是如此。
韩寒曾说：“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在这两三代中，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系最大化的效率与公平。”
这句”最大化“里带着无奈的现实，但也带着可期望的未来。
生活就不公在这里，但好在只到这里。
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能想到的“教育”也不再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逐渐拓展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确实迎来了好的时代。
罗振宇在跨年演讲里这样形容这个时代，我们走在街上，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在偏远的农村，也有人靠直播把茄子辣椒西红柿卖出花来，就地致富。
所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纪录片里的那种人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他们不用再奔波万里，而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他们不用再那样苟活。
除了送快递、送外卖、当保姆，他们还可以干民宿、或是去古镇卖手工艺品......
总之可以不用干违法的事情。
但是，就如同开头说过的一样，中国很大，大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总会有蒙尘的缝隙。
虽然我们没有能力把他们从缝隙里拉出来，最起码要学会尊重缝隙里的故事。
有人奔波的目的，只是活着。
当然，过了这个节，还会有下一个，我们终将继续奔跑下去。
只希望在未来，回看这些故事的人满嘴都念叨着“何不食肉糜”。
那该有多好。
#今日说说：你在火车站遇到的难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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