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都剌绝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非要说他的地位,不过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词人”而已,何况,他在诗上的成就也不及同时代的虞集等诗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位具有独特贡献的名家,他的文学成就更不应该被任意忽略,不妨看这首《小阑干》:
“去年人在凤凰池,银烛夜弹丝。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
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独自倚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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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大抵是传统文人将一腔深情注入文字中,以供抒发无病呻吟之驱驰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有意思的是“去年”与“今年”这两个时间对照。“小阑干”是词牌中的短章,以短章的形式写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感悟,可以说是冒险的举动。一年长吗?长也不长,短也不短,但在稍纵即逝的灵感来临时,能以凝炼的形式迅速地进行今昔对比观照,这就很有趣。
夜已深,想起去年在京中,尚银烛高照,绣帘低垂,在清香缭绕中安然入梦,可如今呢?外任江南,无一亲朋可倾心,就算杨柳风柔,就算海棠月澹,也没了丝毫的雅兴,身上不知从何时起被盖上了“寂寞”二字的印章,自然满是失落了啊!
蓦地想起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你看,这两首词,是不是有点像?至少在构思上应该是相近的。但是,两首词却是“貌合而神异”。《生查子》词道出的是一种男女间的若隐若现的朦胧情感,那是哀愁蕴含其中,但“哀而不伤”。《小阑干》采用的入境手法与《生查子》相同,即以时间为切入点,对比今昔,但不同的是,《小阑干》还同时运用了“空间对比”,利用两地异景,“反其道而行之”般揭橥真实情感,自然从深层意向上加强了词的意味。之所以在《小阑干》的字里行间中体悟不到较为明显的情感,是因为它不直说,哪怕说完“心事有谁知”,却偏要附上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以乐写哀”,反而有了婉转高邈,出其不意的效果――“独自倚阑时”。看似一种淡淡的哀愁,藏于腠理,细思方觉,哀愁早已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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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似浅方深”的写作方式妙在何处?我认为它的最大妙处便是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正合《沧浪诗话》之语:“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恰同此理。
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文心雕龙·隐秀》)一首诗词,运用感情恰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自是好的,但那只是它的本职责任。在写景状物的同时,能够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姜白石所言“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白石道人诗说》),像水中有月,镜中有像,而水与月,镜与像,言与意却能够不粘不脱,若即若离,才是“天下之至言”。西方的济慈也曾给出这样一个比喻:“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希腊古瓮颂》),钱锺书先生更是给这一“诗准”起了个“怀孕的静默”的幽默式名称(《谈中国诗》)。怎奈中国诗太懂得这个技巧了,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三国演义》终章的古风末句“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等,都有着隽永的表达效果。不过,这种类似“溪水潺潺”的手法,自是不适合表达“滔滔汩汩”类的感情,而比较适合写薄薄的“哀愁”,于“怨”来说也不是最适合,这是因为“怨”的抒发相比于“愁”更加直接,“愁”可以藏在诗句里,“杨柳风柔,海棠月澹”可以尽可能的欺骗你,告不告诉你这种情感词人自己说了算;而“怨”基本不能,它不说出来就白忙活了,比如王昭君《怨词》之结尾“呜呼哀哉,忧心恻伤”,再比如刘方平《春怨》,只读结尾“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会觉得是“愁”而不“怨”,但看前句“金屋无人见泪痕”,就明白了作者的用意,可见诗中还是含有深深的怨意的。反过来说,这一类的“宫怨诗”,之所以不叫“宫愁诗”,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感情的轻重使然,是心理状态上的区别。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古诗中可还有用‘愁杀(煞)’一词的‘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临江仙》)等诗句呢,这还能说明‘愁’这感情比‘怨’轻吗?”请不妨这样想,如果“愁”的感情不轻的话,诗人们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去搬那表示程度深的“杀(煞)”字的“救兵”呢?另外,一种“诗法”并不是一种情态的专属,诗人的“造艺”水平如果足够高超,给“怨诗”造就悠远效果也并非妄想,脍炙人口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即是明证,再比如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长信怨》):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诗人巧妙捕捉到了宫妃见到寒鸦时的幽怨心理,“入时十六今六十”(《上阳白发人》),被帝王冷落、遗忘的妃嫔活得尚不如一只在天空中自由盘旋的寒鸦。真是蕴藉含蓄,意味悠长!简要地说,“愁”这种感情,就像秦少游说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这种感情不一定多强烈,但一定很绵长,而“怨”往往不仅比愁来得迅猛,还比“愁”更难消退,譬如孟东野《怨诗》:
“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
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
诗人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想象表达了闺中怨妇对丈夫深深的怨意,其深切之感,与“愁”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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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所有表“怨”之诗都须用非隐含的方式来传情达意呢?似乎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文艺创作是一个“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谈艺录·一五》)的过程,人(作家)是兼有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体,所以“法天”可以相同,“通天”却未必相同。就“怨”在诗歌中的表达来说,一般的诗基本都会在诗中点出本字,或用他物指代,但也有例外,比如柳中庸《征人怨》: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唐人的边塞诗以豪迈见长,以有“盛唐气象”为傲,可《征人怨》不但无半点豪迈之情,且颇有谴责之意,可谓一反常态。而更奇特的,是诗中不着一个“怨”字,尽是对征人军旅生活的客观记录,看似一句一景,不着边际,却又都统一于“征人”的形象,没有一句不抒发“怨”的。这种艺术效果大概就是司空图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吧!故不论写作“愁”或是“怨”,皆是“有中生有”易,“无中生有”难!从这个层面上讲,《小阑干》便比《征人怨》逊色不少,虽然它有这个倾向,做得也比较成功,但还不够杰出。
不过这并不代表“愁”与“怨”在诗歌中的用法便相同了,《征人怨》所用到的只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固有原则,恰巧二者都适用,但两个穿着同款衣服的人不代表就是同一个人,“不着一字”的表达不是不表达,特点,用法,功能等本质上的区别是不会被“一叶”而“障目”的。其实作为诗之感情的“愁”与“怨”在古代本是不分的,因为不好分辨,二者的差别往往就在于那不好捕捉的一念之间,不过这不能成为混淆二者的理由。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批评家们常常注意到“怨”在诗歌乃至文学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做出了深刻透辟的论述,但却没有明辨“怨”与近似于“怨”的“愁”之间的关系。在现代中国,钱锺书先生是论诗的高手,而遗憾的是,切乎此题的《诗可以怨》一文也没有单独提及古代诗歌中“愁”的用法,而是将其与“怨”连用。私以为二者虽“相通”却不“相同”,它们的关系有些类似双胞胎,虽然外貌酷似,但还是有着各自的专属特征,还是有必要对它们的关系进行一番仔细的梳理与考究的。今人论诗,常常运用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这虽是古人的短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诗之“愁”与“怨”做出精妙见解。孔子最早提出“《诗》可以怨”(《论语·季氏》)的认识,太史公讲“《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钟嵘也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诗品·序》),这都是不差毫厘的见解。韩昌黎是个能人,不仅诗写得好,更是在“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基础上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的观点。的确,正合悲剧的意义比喜剧深刻的道理,“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诗可以怨》),这倒成了中国文艺传统的一个“约定俗成”式的原则了。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知道一个高喊着“上帝死了”的“哲学疯子”,怎么会和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成了一拍即合的“知音”。更巧合的是,有着中国古典戏曲之“花间美人”盛誉的《西厢记》,也在无意间“泄露”了这原则――“行色一鞭催去马,羁愁万斛引新诗。”不过且不说以“愁”或“怨”写作出的诗歌的意义,单论二者的产生,也未必尽是油然心生,因为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那么往往想要作“穷愁之诗”,却又不想经受苦痛,怎么办呢?只好“为赋新词强说愁”(《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了,看来即使是辛稼轩也不免有如此的自白。正如范成大嘲讽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诗反之》),钱锺书先生说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仿佛小孩由于不想上学而装病,做“不病而呻”(《诗可以怨》),所以假病装得像不像真病,就要看诗人自己的才力了,而我们往往说一些作家或诗人“矫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不病而呻”做得并不完美。正如刘勰所言“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情采》),看来有人说诗与形而上学、政治并称“三种哄人的玩意儿”,不是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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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萨都剌是以何种方式来抒写愁闷的呢?当然是通过使用意象。“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若不知下阕,因“沉水香消”,会不由自主的联想起雪莱在《印度小夜曲》里的诗句:
“四处游荡的乐声已经疲惫/湮没在幽暗静寂的清溪/金香木的芳馨已经消逝/就象梦中那甜美的情思”
沉香燃尽,香气飘洒,送我入梦,“梨云梦暖”,让人想起晏殊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无题》),霎时间落入甜美柔和的氛围里,可这却是在梦里,比现实还要美丽。绣帘低垂,词人已安然入睡,一切看起来都很祥和。安逸,宁静,淡泊,和美,世界都沉醉在我的梦里,我的梦就是整个世界,这大概同周清真的“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苏幕遮》)一样,美得让人心醉。不过,一句“今年冷落江南夜”,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江南本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望海潮》)的繁华之地,却一下落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踏莎行·郴州旅舍》)的世界里,这突如其来的落差不免有些残忍。我们不禁心生疑问:本来是唱着“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诗经·唐风·绸缪》),演绎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的美好夜晚,怎么就“冷落”了啊?后一句“心事有谁知”,噎得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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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萨都剌是在外任江南之时写下此词的,而外任的原因是他的耿介触怒了当朝权贵。(《新元史(卷二三八)》)他是一个秉持传统文人操守的政治家,这从他的诗词作品里也能窥见一二,萨都剌的诗词清朗俊逸,层层深入,韵味悠远,柔中带刚,不仅兼具唐人格调与宋人风骨,还持有“自成一家”的风格,这在《小阑干》中亦反映的较为充分。试看此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依旧柔美万千,这不禁使人联想柳耆卿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这种冷艳美显然和本词不太一致,纵然它也像《小阑干》一样,说了“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类似的话,但显然柳词偏“怨”的程度大,已不仅仅是“愁”了。那风柔呢?瞧瞧拜伦的诗吧!
“我要依偎着那松开的鬈发/每一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雅典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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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把风写得如此深情,仿佛爱琴海的风因为有了那雅典的少女而格外罗曼蒂克起来,以至于英伦的西风都“黯然失色”。风是有情感的,它能了然你的深思,它也是没有情感的,因为你说它怎样它就怎样,这就像但丁·加布里尔·罗塞蒂在《欧大戟》里叙说的:
“先前我在走/是风的旨意/现在我坐下/因为风已息”
和上阕相较,词之韵味已明显加深。接着,“海棠月澹”,令人有似站在清华园里看荷塘的感受,我想起了苏子吟出的“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海棠》)。此刻,天地皆属于我,物我冥合,就像华兹华斯在《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中所写的:
“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翩”
人,总要面对独行时的寂寞,纵有满腹才情,当想倾吐时,也都无力描摹,甘作平淡。这时反观《小阑干》中的意象,是极为单纯的,只是较为单一的近景排列,可谁又能说朴素不是一种美呢?杨柳,风,海棠,月,四种意象联系在一起,共同烘托一种哀愁,这颇与日本文学中的“物哀”之美相近,至于安排它们的手法,恰如贺梅子《青玉案》“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意象连用,情感积攒到了峰值,却又万籁俱寂,也恰似彼特拉克《此刻万籁俱寂》中的诗:
“此刻万籁俱寂/风儿平息/野兽和鸟儿都沉沉入睡/点点星光的夜幕低垂/海洋静静躺着/没有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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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感情已近乎喷涌而出,词人却引而不发,他在想什么呢?“独自倚阑时。”五字使天地归于安静,词人在干什么?也该如彼特拉克一样:
“我观望/思索/燃烧/哭泣”(《此刻万籁俱寂》)
我不相信萨都剌在哭泣,他应该会是以满是哀愁的双目注视着远方,独自倚阑,这种看似浅薄,实则深刻的感情悠长到了天际的另一端,如六一居士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又似少游的“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望海潮·洛阳怀古》)这种非怨非伤的哀愁,无法消解,就像海涅在《罗雷莱》中的诉说:
“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是这样的忧愁”
而海涅也曾发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论浪漫派》)是的,海涅用泪水过滤出的诗行,最终都化为了艺术的梦,而这个梦,降落在了萨都剌的脑海里。东西方的诗人们,感情是共同的;古今的诗人们,心灵是共通的。诗歌纵然有“愁”有“怨”,但也正因为这些苦难的磨砺,才成就了伟大的诗人们。
回首再看,萨都剌此词,匠心独运,较前之词人另有出新,哀而不怨,淡而不灭,若细细看来,又无他波澜,只是觉得,他和他的词作,值得我们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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