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在外公这边长大，舅舅家族门厅宽阔，堂兄弟数以十计。其中有一个舅舅的女儿，被我称作F姐的，因为亲戚众多的缘故，我对彼的印象亦不是很深刻，只记得小时候她爱扮作大姐姐（比我大一岁），呵斥我要好好学习，别贪玩。
往前数大概都有五六年的光景了，某天我看到F姐和一个男孩子，手里提着礼物，从我家门前经过，打过招呼以后，我转身进屋，我妈一说，才知道F姐已经出嫁了，这次回来是看望给他们保媒的人。
一晃多年过去了，去年春节我妈又告诉我，知道你F姐么，她离婚了。是因为家暴么？我表示疑惑问道。因为在农村，男人家暴是司空见闻的现象。如今时代进步了，不像以前女人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不是，她得了一种怪病。会影响身体外在形象，而且失去了劳动能力，对于刚刚迈过温饱线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丧失了一个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单凭指望男人自己，恐怕十年过去，都难过上富裕的生活。
准确说，她被自己的家庭抛弃了，包括娘家。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又很怪异的现象，网络上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孩喜欢抨击女孩现实，许多人表面上尊重和理解年轻女孩们“现实”，其实内心是不以为然的。
这种现象是不足以表达社会常态的，年轻女孩通过明的暗的给男孩子施加买车买房的压力，这不叫现实，甚至有点傻的可爱。这世上最现实的，其实是中年人，说现实不够具体，应该以金钱利益为导向。
仔细想想身边遇到每一个年龄在35-45岁徘徊的人，会发现十几年的社会磨炼，把每一个人都打磨的很精明。大学生们的那些小九九，简直就像过家家般可笑。
年龄造就的阅历，身份生成的气场，是可以碾压一个人的。
上个月，梦诗姐过生日，叫我和银铜过去一块儿吃个饭。银铜在郑州，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过去以后，一看七八个人，虽然都不认识，也大致能猜到。对面坐的肯定是双亲，左边一排3个是她的闺蜜，我和梦诗姐的男朋友挨在一起坐，再往右是请来的重量级嘉宾，叔叔的朋友，本地的一个处级干部。
对，大领导。
领导爱喝酒，不用说，我们要陪领导喝好，尤其是梦诗姐男友和我，两个年轻人嘛，肯定能多喝点。
实际上呢？我早就不碰白酒，夏天撸串的时候，可以喝点啤酒。可以推脱么？准确说是可以的，因为首先我和领导的关系太远了，也许这是唯一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能同桌，我只要别得罪领导，安生吃完这顿饭，早点回家。
除了寿星本人，这顿饭基本是围着领导转的，包括我自己，言辞里充满了恭维，比如给领导敬酒的时候，我说：伯伯，我干了，您随意。领导点下头，抿一小口就过去了。
我跟银铜一鸣他们在一块儿喝酒是什么样的状态，赶紧喝，喝完一起倒第二杯。
这还只是个本地的处级干部，如果餐桌上偶然来了个部级干部呢，敬酒都轮不到咱。
有人说，这是小城市的缩影，在东北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所以还是喜欢大城市的公平，不需要陪领导喝酒，在这里只看你的能力，你能创造多少价值，就得获得多少尊重。
那都是扯淡，说这话的都是卖稿子赚智商税的人。
说回F姐。后来我妈感叹道：可怜的孩子，正在慢慢打工，攒治病的钱。
更大的问题是，F姐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又无时不在忍受着心理上的创伤。
我相信再多的心灵鸡汤，于她而言，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实打实的现金搁到她跟前，才是最好的良药。知道这些，有用吗？
没用，因为没钱。
这两天，轻松筹之类的东西，在许多人的朋友圈扩散开来。事实证明，确实能筹到钱，但是救不了命。命苦的还是很苦，治不了的病，转发500次还是治不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基础福利太差了，网络上许多人因此把政府骂的狗血淋头。
我和一位同学曾经探讨过：如今我们的许多社会矛盾是无解的，说白一点儿就是，换成任何一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出任总理，都不会做的比现在好。篮球教练只是教人打球很厉害，让他自己打球，都不一定能赢得MVP，摘取大满贯。
炒股也是一样，大师的理论总是无敌的，可惜大师自己不炒股。
大概是去年吧，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的很好，叫《失去奋斗，再多房产也将无家可归》。后来有个知乎大神，好像是看花了眼，读成了《失去房产，奋斗再多也将无家可归》，一时沦为笑柄。
撇开抖机灵的因素，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经得起推敲的，促使我观念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是一个叫@常凯申的大V，因为这个人的文章，有个非常出众，甚至说绝妙好辞的特点，具有前瞻性，并且脉络十分清晰。
比如我们90后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两岸教育，都快二十年了，“日月潭”和“外婆的澎湖湾”这两个词语至今仍念念不忘，这是对得未曾有的宝岛之思慕。常的文章里曾说过类似的观点：如果再往后推50年，中国经济超音速了，生活富裕程度碾压港澳台了。瞥来统战因素，那么出生于2070年左右的年轻人，会像1975年-1995年的民众一样心理么。
很多话不能说的太直接，打个比方就是，如果有500万阿尔及利亚难民，从东海和黄海登陆，来中国寻求发展，在AI大量取代人工的客观幻境下，和我们竞争为数不多的工作岗位，并且期待的薪酬很低，极具竞争力，我们会答应么？
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根本就不会有难民，他们的医疗和教育在全球都是非常不错的，民众幸福值也很高。
回家乡这一年，要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对农民和工人的理解更加透彻。虽然以前我也是个流水线的操作工人，但是囿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以及身处其境的局部视线，使我在内心过于美化了我们，或者说，美化了工人和农民朋友的生存现实。
再加上后来我回学校读书，到后来成为SOHO大厦格子间里的职员，接触了许多相对而言比较高大上的人和事，使我在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精英主义思想。要知道，曾经我是最不喜欢精英主义的，一是因为我的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让我觉得如雷贯耳的话，他说，许多社会精英是没有国籍的，这并不是在贬低他们，而是一种赞美，因为他们往往能够轻易超越物理国界的限制，把自己变成“世界公民”。如果往后推500年，也许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总是要有人去面壁的。而遥望历史，那些面壁的人往往并不是社会精英。
所以，2017年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钱理群老先生。对，就是那个喟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北大老教授。我阅读了他大量的书籍，甚至愚蠢的模仿他的写作风格。我对钱先生所提的“民间思想村落”非常推崇，它在这个富强和谐民主自由的当下，无疑是后来者的瑰宝。
我少年时的偶像，林语堂先生曾经表达过一个今天听起来有些落后的观点，他说这个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在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农民。当时我试图用一种唯心主义的态度来圆自己世界观中的逻辑完整，直到今年我读了马前卒先生的文章，认识到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未来社会，强大的工业人口都是强大工业能力的基石，而让这座大厦始终高耸入云的，只能是那几亿把自己化作大厦地基的农民和工人朋友。
失去了强大的工业能力，我们的星辰大海都是浮云。
前段时间，我对朋友说，突然很想回富士康，回去那个我做梦都想逃离的地方去看看，那些可爱又可恨的人儿。因为大概是今年夏季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了，突然丧失了写作能力，我发现什么都写不出来，感觉灵魂被什么东西给侵蚀了。
后来我找到了，那东西是钱。因为从今年开始，我对金钱的理解大变。不怕别人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从前的李承欢真的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花钱不知节俭，身外之物嘛，精神上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回望，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就好似有好多人觉得，读书是非常有品味的事，它优于做饭、健身、钓鱼、打电子游戏。现在我觉得，一个人精神上十分富足，另一个人财富上非常充盈，他们应该得到相同分量的尊重。
所以我在上篇文章里十分推崇咪蒙，因为咪蒙老师通过写文章确实赚到了很多钱，有人说这是不义之财，以收割智商税牟利是可耻的。确实可耻，尤其是对于文化人而言，但是文化人之间还有一个约定，那就是尊重个体差异和个体自由。咪蒙式鸡汤错不在于鸡汤，在于韭菜。我们要做的不是鄙夷咪蒙，而是反思我们在削减韭菜田亩的路上，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一百年前推广白话文，为什么50年前扫盲，我们和那些推广白话文和扫盲的人格局之间，差了多少个晚安少年？我走路是不能带风的，走路应该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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