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恶还是本善？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如今的疫苗造假案又一次给出了强有力的答案—人性本恶。
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先假设人都是善的，制度规章法律以善为前提，把世界的美好寄希望在每个人自觉地善念上，最后的社会恶念丛生，就会变成一个恶的社会。
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先假设人是有为恶的可能的，制度规章法律都针对这个恶，把恶扼杀在最原始的状态，人人不敢为恶，最后得到一个善的世界。
人性本恶还是本善？超夫现在给出一个终极答案：人性本来没有善恶，这个争论没有意义。但是，社会的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应该以‘人性本恶’为前提，这样的目的是得到一个‘人性本善’的结果。这与佛教的人人为善的观念是一致的。
（有人要反对我的说法（这样的人可能还比较多）：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都是儒家谦谦君子，怎能自认为是恶人？把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
回答：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知道你是善人，从不做恶。我说的是假设。
追问：那你的假设就是错的。
回答：……）
儒家适合修身，在持家和治天下方面，就有点共产主义了。
疫苗案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所有的人都是恶的，“哪里有好人，只是坏的程度不同罢了”。正如王朔说的：“你们叫我做好人，好方便你们自己干坏事。”道出了这个世界的真理。王朔才是大善人。满口仁义道德，叫别人做好人的，不一定是好人。
在我们学西方的历史时，总要说，万恶的资本家。这话说的很有道理。既然是万恶的资本家，就要想尽办法对付他，用一套法律制度限制他，不让他胡来，他们太坏了。
怎么到了中国，都自觉成了慈善的资本家了？再也没人提万恶的资本家了，但这次疫苗造假案，让大家明白过来了，资本家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万恶。有做慈善的资本家，但没有慈善的资本家。这是由资本决定的。资本必然要嗜血。
既然都是恶人，就要用恶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是时候收起仁义的那一套了。
怎样保证这类事不再发生？才是这次事件的意义所在。
第一：食品药品安全放到第一的位置。起码要与反贪，环保，扶贫并排。
第二：事前制定高标准，严格监管。（参考附案）
第三：事后严厉追责。相关直接责任人直接开除（不是调离），造成人命的，坐牢。（参考附案）
第四：天价罚款，不是340万挠痒痒，而是要罚得倾家荡产。罚得再也不敢作假害人。必须建立起这一根生死高压线，凡触碰者身亡，人人胆寒而不敢越轨。（参考附案）
几点都是老生常谈，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点不复杂，复杂的是执行不好。其中第一点才是保证，没有第一点，其他都是空谈误国。
附案：
“1955年，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因在用福尔马林灭活病毒时不够彻底，导致疫苗中出现活体病毒，而在安全测试中该问题未被发现。这次事故，导致了12万名接种该疫苗的儿童中，有4万人受染，其中56人患上了麻痹型脊髓灰质炎，最终113人终生瘫痪，5人死亡。
这次事故促使美国对疫苗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并且在监管过程采取更加严密的控制。这些控制有多严密呢？规定要求：存放疫苗的冰箱中要放置大瓶装的水，以便冰箱门打开时，内部温度保持不变。
这次事故也让卡特公司付出的近10亿美元的巨额民事赔偿，导致其他疫苗公司打了退堂鼓，纷纷减少甚至停止疫苗的生产。
事发后，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Sebrell引咎辞职。
对比63年前美国的特大疫苗事故，此次“长生问题疫苗事件”虽说目前暂时没有造成前者那么大的社会危害，但就性质而言，此次事件的恶劣程度远远大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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