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善友而从，远恶交而戒。
每个人一生都会交不少朋友，而真正能走一辈子的朋友，是很有限的。大部分渐行渐远，还有一些人在某一段时间感觉不错，相互认可，称为朋友，但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终因三观的差异的完全显露而不愿再往来。
我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能够接纳的的朋友范围也比较广泛，我通常是以认同开始，慢慢否定，心里有很清楚的界定。这与认识时间长短无关。有的人，即使很多年没在一起，仍然让我很开心。有默契，也有的人，认识很久，也难同频有共鸣。
我父亲和儿子都对我有相似的评价，说我看谁都是好人。通常来讲，我对人还是比较宽厚的，喜欢善意的对待每个人，即使有想法，也不会轻易流露，不会让对方感觉到。实际上，在内心，是很有分寸的。也许朋友几百，很认可的至交，是很有限的。
关于朋友，苏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聚散交游如梦寐。
朋友的到来与离开，让人如在梦中。苏轼交友圈子很广，上有王侯墨客论圣贤大道，下有贩夫走卒说人间烟火。可缘分难料，人情反复，有心神相契的相逢，就有花开两头的散伙。
当我们看了苏轼朋友圈里那些知交零落的故事，才知道所有的离开都是有因果的。
际遇不一，各走天涯路。元丰七年，苏轼在泗州遇到故交刘仲达。刘仲达也是眉山人，从小和苏轼一起读书，情谊深厚。但苏轼自从走出家乡上京赴考后，从此宦海浮沉，家乡成了故乡。这一别就是三十三年。苏轼悲喜交加，提笔写下《满庭芳·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漂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
人各有归途，或为理想扬鞭赶路，或被命运推搡而行，不可避免迎来一场场折柳送别。因环境不同、造化不一，在苏轼颠沛流离的路途里，有人登船作伴，有人离岸而去。苏轼在黄州时有一个酒友，叫潘丙。
潘丙在武昌樊口开了一个酒坊，酿酒远近闻名。好酒的苏轼常常过江来此，蹲坐在板凳上，和潘丙以诗文、坊间趣事为下酒菜，饮至微醺。后来，苏轼跟官府申请了一块荒芜的土地，种粮食、瓜菜。
潘丙主动过来帮苏轼开垦，扛着锄头挖土、担着篮子播种，帮忙干农活。在苏轼被贬的日子里，樊口是他饮酒赏景的好去处，潘丙是他把酒诉衷肠的交心人。可随着一纸调令，苏轼继续如飞蓬一样飘来飘去，潘丙则安稳地守着他的酒坊。
后来，他们偶有书信来往，却只能咀嚼回忆。
相逢在人海中，聚散不由你我。
可能是因为他起高楼、宴宾客，你愁那几两碎银、囊中羞涩。也可能他想回小镇当个散淡闲人，你想去外面闯个出人头地。
就这样，没了山水同路的交集，只能渐行渐远渐无书。
三观难容，注定分道扬镳。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割席断交”。管宁和华歆为好友至交，一次同在园中锄草。发现地上有金子，华歆赶忙扔下锄头去捡，管宁不为所动。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仍专注于经书，华歆却直接跑出去看热闹。
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三观不同，难以相融。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天涯与海角，人与人之间三观的差异。一次，苏轼与朋友谢景温相约在郊外散步。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苏轼刚想俯身把鸟捧起来。 谢景温却一脚把小鸟踹到一旁。苏轼顿时蹙眉，心中很是不悦。他认定，此人一定是个欺凌弱小、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果不其然，后来谢景温钻营功名利禄，为了攀附王安石，把妹妹嫁给王家。
在跻身朝臣后，他为了一己之私，诬陷苏轼贩运私盐营利，也经常以权谋私，打压排挤对手。见识到他的为人后，苏轼便不再与他来往。一个汲汲于名利，不择手段，一个忧民忧国，煌煌正道。这样的两个人，注定走不到一块去。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磁场，吸引着同质的人和事。
飞鸟与鱼难相依，三观不同的人，注定不能为友。
道若不同，互相不为谋。
元丰三年，白发苍苍的王安石，接待了一个来自黄州的客人。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客人：最近苏轼有没有写什么文章？客人笑道，苏东坡有一次酒醉之后，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成都圣像藏记》。
王安石不禁大喜，将文章阅览了一遍。感叹道：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说完，王安石将苏轼原文“如人善博，日胜日负”，改为“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苏轼听说此事后，抚掌大笑，欣然采纳。
王安石曾赞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撇去政治立场，苏轼大抵是可以和王安石成为忘年之交的。但是因为政见上的鸿沟，彼此只能站在对立面上。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多次上书，抨击新法。
苏轼却难以苟同。毕竟集权利一身，容易独断专行，所以苏轼经常骂王安石为乱臣贼子。甚至，在一次主持士策问时，苏轼特地出了一道题：
“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为什么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
以此为题目，完全就是借古讽今。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论奏他的过失，苏轼无可奈何之下，请求到外地任职。虽然在晚年，他们俩有相见恨晚之意，但终究为时已晚。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
理念之争，立场不同的人，终究会分别在各自的阳关道和独木桥上。
患则相倾，易反目成仇。
明代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他称之为贼友：利则相攮，患则相倾。这种人在你得势时，围绕你团团转；在你失意时，恨不得多踩一脚。被贬黄州后，苏东坡在给朋友李之仪的一封信中就感慨道：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曾在凤翔共事过两年。
张璪知道苏轼非池中物，有朝一日可能飞黄腾达，于是刻意结交苏轼，对他照顾有加。因此，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倾心写了一篇《稼说》祝福他。在京都，张璪借着新法的东风，官场上左右逢源。乌台诗案事发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案件审理。
密友含冤入狱，按理说张璪应该奔走相救，可他却想凭这次案件捞取功劳，以期官运亨通。所以，他烧掉《稼说》，推波助澜，欲置苏轼于死地。有官员劝皇帝宽恕苏轼时，张璪当着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苏轼自从看清张璪的真面目后，便与他断交。
大悲大喜看清自己，大起大落看清朋友。
眼里都是利益的人，见人便要称兄道弟，但在关键时刻，朋友就是他们的垫脚石和牺牲品。这种感情如纸薄，如瓷脆，熬不住火炼，经不起世事磋磨。元祐六年春，苏轼与好友钱穆父把酒言欢后，准备送他赴任。
离别之际，钱穆父不免心生惆怅。苏轼宽慰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离合，一半在天命，一半在人力。一段关系若注定离散，那就各饮一杯酒，互道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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