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44天《揆度 第七十八》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44天《揆度  第七十八》第三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字词注释

[1]臧（cánɡ）：同“藏”。收存。羡：余。

[2]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黄金和秤砣相平衡，秤砣重黄金就会倾斜。金，黄金。石、钧皆重量单位，此指秤砣。举，平衡。

[3]道：常规做法。

[4]处：去。

[5]动而错之：随其动向而采取不同措施。错，通“措”。

[6]已：以，用。

[7]沟渎：物资流通的渠道。

[8]死子：徇死的子女。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子：“轻重权变之术什么时候可以终止？”管子回答道：“就好像四季变换，没有终止之期。国家有忧患的时候，就运用轻重权变改变粮食价格来调控财用，积蓄收存盈余以备奖赏之需。天下归服，海内一统，这时就要使那些有诚信讲仁义的人士富起来。因此，人民就会重视礼让，就不会再有行为不合规矩的人。轻重权变之术，在诸侯不安定的时候可以用于支持发动战争，在诸侯都臣服归顺的时候可以用来推广仁义之道。”

        管子说：“如果要一年的耕种可供五年食用，就按五倍价格出售粮食。要一年的耕种可供六年食用，就按六倍的价格出售粮食。按照这种做法，两年的耕种可供十一年食用。只有可以从富人那儿夺取财富，可以给穷人施予财富，才可以治理好天下。而且如果天下的人都可以遵循并实践轻重之道，那么天下就可以统一了。对待天下的人，就是要让他们被调配却感受不到被调配，被利用却感受不到被利用。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不需要说出驱使的命令，可以使百姓不得不被驱使；不需要说出利用的命令，可以使百姓不得不被利用。”

        管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好像黄金和秤砣相平衡的关系一样，如果秤砣加重，那么黄金就会随之倾侧。所以用权变来治理国家，国力就昌盛，用常规方法来治理国家，国力就衰微。如今粮食在我国价格较高，在天下价格较低，那么诸侯国的粮食自己就会纷纷流入我国，就好像水从上往下流一样。所以价格高财物就会聚集，价格低财物就会散去。是轻重之术让财物随价格高低而聚集或散去的。我们及时掌握经济动态并采取不同措施应对，天下就会为我们所用。物品囤积价格就较高，物品发售价格就较低，散布得也就更多。钱币的价值高那么民众就拼命追求其中利益，钱币的价值低民众就把它弃而不用，所以钱币的价值高低需要调整到合乎平衡的数目为止。”

      齐桓公问：“粮食，是人民维持生命的物品。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增长缓急的手段。号令比钱财重要，国家社稷比亲戚重要。为什么有这种说法？”管子回答道：“假如城池被攻破摧毁，那么社稷就无人祭祀，朝臣都将殉难无人存活。亲人死后，却没有殉葬的子女。这就是国家社稷比亲戚重要的道理。所以如果空有城池没有人，那就叫守废墟。如果有人但是没有兵器也没有粮食，那就叫和灾祸相伴。”

核心内容解读

        第七节阐述轻重之术在战争中和诸侯归服后的不同运用。作者认为，轻重之术（即经济调控手段）如同四季更替，没有终止的时候。国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经济政策。当国家面临忧患时，通过调节五谷的价格来解决国家的用度问题，并积累多余的财富以备赏赐战士。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国家应富裕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不做奇怪的事情。掌握轻重之术的人在诸侯不服时可以出战，在诸侯归服时则行仁义。这段话体现了管子在治理国家时的灵活性和对经济调控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诚信仁义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第八节阐述以轻重之术治民，能“使之不使，用之不用”。这段话先讲述了如何调控粮食生产与价格的关系，再阐述治理天下的原则：富者可以剥夺，贫者可以赈济，这样才能治理天下。天下的治理在于让百姓自觉地服从和使用，而不是强制命令。通过调控粮食价格和生产，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达到富者能剥夺，贫者能赈济的效果。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应当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服从和贡献，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这段话强调了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和隐性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天下的有效管理。

      第九节阐述以轻重之术调剂货币流通量的多少。这段话主要讲述了治国理政中如何平衡权力、道德、物资和货币的重要性。管仲认为，治理国家需要像平衡金属和石头的重量一样，权力和道德、物资和货币都需要适当的调节，以达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第十节阐述五谷、刀币、号令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五谷是百姓生命的主宰，粮食是人民生存的基本保障。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货币在经济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流通作用。号令可以用来调节经济活动的快慢，政府的命令和政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政府的命令比财富更重要，国家的利益比个人的亲情更重要。因为如果城池被攻破，国家就无法进行祭祀，朝臣也会殉难。这段话强调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指出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国家的存亡比个人的亲情更为重要。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的金融遗产（节选）

        不同文明背景下的金融发展并不必然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不是所有地区都会和罗马帝国一样，产生相同类型的机构、出现同样的契约形式。中国的经验表明，时间和价值的基本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解决。虽然有一些工具（如贷款）是普遍存在的，但其他工具（如政府债券）则不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些金融技术方面的差异使得个人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在19世纪时的中国与欧洲金融系统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偶然的联系，导致中国出现了一种创新的企业治理结构。

        中国发展出的金融技术解决了与古代地中海、中东地区相同的问题，包括经济萎缩以及如何根据时间和空间进行经济规划。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广袤的领土、复杂的城市系统，还有活跃的贸易经济，在数学理论和应用领域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哪些工具是有必要的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这部分提到的金融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揭露东西方差异是最具启迪作用的。虽然中国也创造了债务工具和计算利息的数学方法，但与西方相比有三点不同之处。

第一点，是货币发展方面。货币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条主线。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金融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时间、发展、利率水平这些抽象概念的产生，而中国早期货币的出现同样也演变为一种成熟而抽象的技术，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金融工具影响了古代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样，货币工具和理论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中国对金融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就是纸币的发明，不过这一发明是在中国社会2 000年来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对不同支付系统进行不断试验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的。

第二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成熟的官僚政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之后的2 000年里中国也经历了诸多起起落落，某些时期，中国曾被分割成几个小国，也曾受到亚洲其他邻国的侵略，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体系以统治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孕育不同文化的国家。从诸如要怎样解决从边远地区收税这样简单的问题中，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出这需要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统治和协调能力，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考虑。或许我们曾了解到在古希腊统治时期的埃及，银行系统是如何崛起以应付和中国类似的挑战的，但是中国需要统治的领土范围远超埃及，可以说，从各地收取税费到中央，或从中央发放资金到地方是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管理、激励和控制这样一个偌大的官僚机构使得国家得以稳定发展，这就需要识别和处理人性的阴暗面：腐败。

当然，国家的规模并不是中国面临的唯一问题，由于国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区域经济，不同地区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可能并不平衡。即使在今天，欧盟面临的宏观经济挑战之一仍然是如何管理不同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对目前的局势带来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开始，经济平衡问题就在刺激人们进行创造性思维、深入了解经济准则以及认识货币和金融的重要作用。

第三点特别之处则是古代中国政府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当金融创新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时候，这些金融工具经常被当时的政府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非保护百姓的利益。透过现代资本主义的视角，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朝代可以说是掠夺型政府的典型代表。然而，从中国历史的情况来看，国家征收与国家供给是一致的，即个人主义应该服从于集体主义。国家往往比较强大而复杂。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维系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其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一官僚体系通过从私营企业家手中攫取利益，并且利用国家的垄断特权排挤私营企业而得以存续。即便国家试图资助私营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也不会置身事外。官僚体系的存在同样也是企业风险的一大源头，企业能否成功与之密切相关。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了中国没有在早期就开启资本主义的道路（至少从现代欧洲的视角来看），这一因素就是古代的中国国力强盛，而不似古代西方国家那般弱小。我们看到，政府债券作为一种关键的金融创新工具，在西方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中国。欧洲那些弱小的城邦之间经常出现冲突，所以它们逐渐学会通过承诺未来偿还事项来向投资者借款。政府债券于12世纪诞生于意大利，而完整的债券市场则出现在13世纪。

同时期的中国有了纸币，但是债券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也不是偶然的。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实现统一之前，中华土地上的各个独立的小国也纷纷通过借款来为战争筹资。一种有多种体现形式的筹资合同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着。在过去1 000年到来之前，商业索赔和金融产权一直处于不断被裁定的状态。因此，从技术角度讲，中国的国债市场在当时就可以形成。但是，直到19世纪，中国才开始发行债券。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政府也曾提供过贷款。要是说与西方有什么区别的话，这种贷款主要用来与私人借贷机构竞争而不是用于资助政府企业。

国家借贷有什么好处？不会给国家的长期发展造成麻烦吗？政府债券是不是只占用未来的税收而非过去的税收？确实如此，但远不止于此。金融市场促成了两件事：第一，它使对未来的承诺有了交易的可能，这使企业和国家能够将未来的现金流资本化；第二，它为私人的存款和金融预期提供了一种机制。投资者很喜欢债券，因为这允许他们将目前的资产转移到不确定的未来。这一技术可以自给自足。早期的欧洲政府市场，一旦机构化了，便会提供一种现成的机制，而这也对私企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需求。

      只有在19世纪当大英帝国和其他国家以半殖民方式入侵中国并打开了一些通商港口的时候，中国才开始发行国债。据说中国首次发行的政府债券是用于国际债务市场而非国内，那时中国国内对于国债的需求还不存在。中国在19世纪经历的金融现代化是一个混合的过程。中国政府的借贷不只用于国际赔款，也帮助修建了许多铁路，这些铁路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的剧烈碰撞之中也引入了股票资本，并引发了企业发展的大爆炸。19世纪70年代之前，少数的几家中国公司都采用了东西融合的模式，而且既有私人运营也有政府的参与。社会动荡和改革促成了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那时的公司数量已增长至数百个。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曾是世界银行业的中心之一，并且拥有一个可以跟欧洲竞争的股票市场。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公司的创立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在预料到未来之前，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从中国过去的经历中学习的地方。

参考资料

《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美】威廉·戈兹曼，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4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