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安与不安

瘟疫给人类文明或者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应该不光是一种情绪上的恐慌和一系列后续的效应。

在《恐惧的哲学》这本书里，作者斯文德森说：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可能都是来自人类进化史中那些瘟疫事件所留下的集体记忆。

从医学的角度讲，我们现在人类的免疫水平比早期的原始人的免疫水平高很多倍，其原因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各种瘟疫，在我们的身体进化的过程里留下了一些痕迹，形成了一些抗体，使得我们在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抵抗力增长了很多。

换句话说，每当我们经历一些非常危险的重大挑战的时候，除了危险之外，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细微的改变。

而这些改变，与其说是我们习惯称呼的那种，

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它也可以是post traumatic growth

就是所谓的应激后创伤转向应激后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创伤给我们带来文化上的反思，社会上的进步，管理上的优化等等。

当我们把一个孤立事件放在一个谱系里去看的时候，它的意义就会发生改变。我们把这个事件放在整个思想史当中去看的时候，它的意义当然也会和我们所见的样子非常不同。

让我们从现在一边倒式的，对于瘟疫进攻式的一种比较西方化的视角，转向一个对于瘟疫的一种更为圆融的态度，就是它只是个“发生”，不一定只是冰冷的困境。它是个发生，就是happening。对于它的发生，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去看，而应该从系统的视角去看。当我们从人文生态学的视角去看这个事件，用人文生态圈的视角去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