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苏轼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但自恃聪明，对人颇多讥诮。一日，苏轼赴王安石府中，在书房内等待主人接见时，看到两句《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他自以为见多识广，断定菊花能耐寒，“吹落黄花”说不通。于是续诗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苏轼左迁黄州，亲见此地菊花经风落瓣，枝上全无一朵，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见识不如王安石。
见不尽者，天下之事；参不尽者，天下之理。以苏轼之才，尚有不如人之处，何况才不如苏轼者。实际上，自知“不如”不但不会让人形象受损，反而可能青史留名。《贞观政要》载，唐太宗靠武力平定天下，用过很多良弓，但与工匠交谈之后，意识到自己对弓的认识仍很不足，于是联想到“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此后，他更加勤于召见官员，“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遂开一代盛世。
但是，“如”与“不如”，也要看比什么、怎么比。西晋时石崇、王恺身世显赫，爱争谁的珊瑚更大，比输了就怅然若失；五代时和凝、冯道官至宰相，却计较谁靴子价廉，比输了就着急上火。如果斤斤计较于这类“不如”，只会沦为笑柄。
只有找准了对象、内容、标准，比较才有意义。宋神宗时司马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颐，敢言不如苏辙、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明崇祯时黄道周亦有《七不如疏》，历数品行不如、至性不如、远见深虑不如、犯颜敢谏不如、老成足备顾问不如、朴心醇行不如、文章气节不如，等等。对他们而言，能发现“我不如”，足可见知人之智、自知之明；敢承认“我不如”，更可见气度胸襟、人生境界。
然而，明知“我不如”却不敢承认的，也不乏其人。有些人像只皮球，本来腹中空无一物，却把自己吹得很大，只容得别人拍，一拍就跳得老高，却容不得别人刺，一刺就“气炸”了或“气馁”了；或者，本来没什么本事却自命不凡，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做起事来咄咄逼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压人一头、高人一等；再有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谁要是比自己强，就暗中踩一脚、处处使绊子。
不敢承认“我不如”，原因大抵有三：一怕风头被抢，二怕别人不服，三怕地位不保。殊不知，“我好，我好，比什么都不好；我能，我能，比什么都不能”。越想靠“不承认”保持住一个虚伪的尊严，越会被“不承认”腐蚀掉真正的尊严。明明“我不如”却不敢承认，反而“矜功伐能，好以陵人”，临到大节大义的关头处，必然犯糊涂。如此一来，落得“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的悲惨境地，也就在所难免了。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有不如人之处势所必然，并非什么丢人的事。一本薄薄的《时间与自由意志》, 西方哲学史研究者叶秀山读了40年，仍余味未尽。他说，柏格森28岁时写《时间与自由意志》，而他已经65岁，还得要反复来读，自嘲“想想也真没有多大出息了”。正因他抱持着一种“我不如”的虔敬治学态度，笔耕不辍翻译、评介西方哲学，才让“说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的哲学也“说起了汉语”，而他自己也成了一部“活着的书”。
对于一名领导者，敢任用“我不如”的人，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条件。刘邦曾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他善于发现比自己强的人杰而重用之，“所以取天下也”。反之，如果不选“我不如”的，只选“不如我”的，就如同武大郎开店挑矮个，“白衣秀士”入伙选庸才，必然成不了气候。
身贵而愈恭，胜敌而愈戒。要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就不能轻视任何对手，包括曾经战胜过的对手，而应善于发现、敢于承认对手有哪些方面“我不如”，并且努力追赶、实现超越。惟如此，上了战场才能心中有数、应对得法，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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