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都认为，只要生活好了，现在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大多数人对生活好的定义，大概都是更有钱。
然而，更多的收入，真的能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吗？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事实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社会总会有一些新的风险。比如说代沟，上一代的人不理解下一代的人。
下一代的想法总和上一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去看 1968 年，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年轻人的运动。像巴黎“五月风暴”，按道理，当时法国生活算很好了，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好——法国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从来没有过，突然进入了一个和平富裕的阶段，出现了最好的情况。
但是，那一代年轻人跟二战那一代人不一样，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他们并不觉得现在这种和平、富庶的生活多么的好，反而觉得很困惑，很压抑，就开始起来。起来之后，巴黎的墙上到处都是学生写的标语。其中有一个标语说，“我想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我不知道自己该说啥”。年轻一代的焦虑在这句话里反映出来得最淋漓尽致。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想要啥，但他就是不满。
这个东西就很麻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政策，并不是基于对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一代、新的人口，非常前瞻性地了解。这时候，你很可能在应对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一些失误，所以我觉得，风险不在经济，风险在社会问题。
当然，好消息是，其实十九大已经讲了，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个关键词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坏消息是政府其实现在还没有转型。
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有点像 1980 年代初，原来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原来的官员习惯的是抓阶级斗争，然后你突然跟他说，不搞阶级斗争了，我们现在是搞经济建设，所以他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去搞经济建设。那么，慢慢转型，他现在也知道了，就是我要招商，我要去引资，我要改善我的投资环境，我要有一些创新，包括具体怎么卖地、搞工业园区，这都已经非常熟练了。然后，你突然现在又跟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只看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是看“美好生活”。这“美好生活”是啥？他又慌了。这个东西是原来没做过的，所以这里头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风险。
改革开放前40年，从个人到政府，已经习惯了用钱去解决问题。可40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钱解决不了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钱能解决这些问题。
最典型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我认为是农民工和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今后必须解决的，或者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难解决的不是比如有贪官，你打他就完了。这是整个城市人口和整个农村人口之间的利益上的博弈。它不是说少数贪官或者少数某几个特权干什么，你要是废除这个会得到全民的拥护。北京就发生过，农民工的子女在这，他们要求享受和北京市民同样的教育，不用交钱上学。他们到北京市有关单位去游行示威，那么，北京市民有的就觉得很愤怒，也去游行抗议，因为你挤占了我孩子的资源，他们也去和他们对起来了。你要说打一个贪官，打得再怎么着，贪官的家属什么不敢去闹。
另外还有北京的所谓“驱除**人口事件”，大家都觉得这个政策离谱，但却没有几个人敢提出来。我亲眼见过在前门的一个建筑规划论坛上，当提到这个问题的环节几乎没人主动发言。这个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依据到底在哪儿？北京市政府下属的城市管理委员会，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机构，是否可以制定一部，可以说是整个管理北京市范围内的所有机构？他是一个北京市的机构，他的管辖依据是什么？我们当然住在这个地方，本地的地方政府肯定有一定的权力去规范本地的整个空间，但是相关的规则如果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大，涉及到驱离外地人口，还有包括财产问题。一个标牌其实是一个财产，这些东西都是很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管辖权？这样的规则是否应该是全国人大？比方说常委会汇同北京市人大来联合制定一个规则，对于北京整个的一种规划、相关的规范进行一种设置，而不能是北京市以下管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其实是宪法的问题。
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流行文化背后我们的软弱；技术与官僚体制合流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民间社会缺失的社会中，我们将付出什么多余的代价。
在某个关键时刻，关于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如何与未来相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因为这关乎到每个人以后几十年的切身利益，也因为这些问题，单单用钱，哪怕是更多的钱，也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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