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开的油菜花

在弟弟、两个堂姐和我的心中一直记得两个橘子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都才十多岁时，有一天，我们四个站在一起说话聊天，走过来一个老人，手里拿着两个橘子，他招呼弟弟过去说：“我这儿有两个橘子，你拿去吃。”两个堂姐和我望着那个老人给弟弟橘子的全过程，心中尽是委屈，明明还有三个人站在那里，明明他有两个橘子，四个人一人一半不就分均匀了么。而他却将两个橘子全给了我弟一个人，全然不顾我们的感受。  

那个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爷爷。

有一年回老家，堂姐跟我抱怨，“你知道么，我去看爷爷，他叫错我的名字，还问我是哪家的孩子。要是换成是你弟，他肯定不会搞错。”我理解她的抱怨，如果爷爷认错我是可以原谅的，毕竟我们没有在一起生活过，而堂姐从小与他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他应该认得她。

总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有时听父亲和姑姑们聊起家里的往事。那时家里穷，一口锅既煮猪食，又煮人饭，烧开水是那一口锅，给奶奶熬药还是那一口锅。我和堂姐们听了，笑着戏谑：人猪一锅。  

奶奶患牙痛病八年，思念她流浪在外的大儿子，积郁成病。在这样的境况下，爷爷仍旧喜欢将自己打扮一番，过河去吃酒，半个月或是更长的时间不回家。他应该知道，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忍受着贫穷、黑暗和恐惧。 

 奶奶去世后没一两年，他要再娶。老伴是他自己物色的，河对岸丈夫去世没多久，比他小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婆。他的孩子们不同意，理由是，以前奶奶是地主家最小的女儿，不会做饭，嫁给爷爷后做的饭常常夹生半熟，爷爷命苦，没吃过几顿好饭。而河对岸的那个老太婆以前的丈夫是厨子，她没弄过什么饭，不会做饭，找个这样的老伴他也没多少好日子可过。爷爷是铁了心的要娶，他知道他的其他孩子是坚决不会同意的，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了一向孝顺的父亲身上，他不吃不喝，像个小孩子般任性，逼得父亲就范，由父亲去说服其他的其他孩子。  

最后，他如愿了，虽然在这之后，他也常常对人说到他对续弦的后悔。

每每听说爷爷这样的往事，我们都会评论一句，爷爷真是个不负责的人。可随着年岁的渐长，对他了解得更多，我开始能够明白他的不负责从何而来。听姑姑说，奶奶因为长得不太好看，脖子上有很多肉疙瘩，爷爷去相亲的时候便让奶奶的妹妹代替奶奶，一个比奶奶好看许多的女子。结婚那天爷爷才发现，娶回家的不是那天看到的女子，而是另外一个。那样的年代，一旦婚嫁便不能反悔，爷爷心里一定不痛快，他是如何平复内心的，是否反抗过，他从未对他的孩子们说过。只知道最后他接受了，并和奶奶生了五个孩子，只是仍旧不爱。

奶奶是那样的一个人，贫穷年代，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很苦，若是从哪儿得来一小块蛋糕、几个橘子，奶奶舍不得吃，放在箱子里锁起来，一直到蛋糕发霉，橘子腐烂。奶奶牙痛许多年，一个常年经受病痛折磨的人情绪必然不会太好，姑姑们上学回来后做家务事，若是一点做得不好便破口大骂，听姑姑说，骂的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而爷爷的内心深处多少是个有些浪漫的人，他爱干净，出门要换干净的衣裳，将自己打整一番，在家时总要拿扫把将堂屋来回扫好几遍，干干净净的。这样的一个人却和一个自己不爱，粗俗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也许他从未从婚姻里得到过快乐，逃避成为他的选择，也才会在奶奶去世没多久就再娶。

听大人们讲起过，爷爷好赌，这个恶习从爷爷的爸爸身上流传下来，凡是扣碗押宝的地方他都爱凑热闹，所到之处常常受到众人的“欢迎”，其中不乏溜须拍马有所图者。  有好几次，在村里参与赌博时，他因为跑的太慢被抓去派出所关起来，最后还是父亲找人托关系才将他取出。在老家我曾亲眼见过，参与赌博的一群人为逃避捉捕，是怎样从一座高山上不要命的垂直往下奔跑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年人，没有这样的体力，也不敢冒这样的险。  

他爱钱。有几年，他搬离了住了多年的老瓦房，住到了水泥房里，不甘闲，折腾起要开一个小卖店，说是这样多少能赚些钱，减轻子女的负担。那时进货需要去镇上，他往往是叫上一个摩托车就风风火火的去了。过河去玩，也不像从前般久玩了，别人挽留，他会说，我还有一个小卖店要照顾，我要回去赚钱。然而事实是，他和后奶奶都不太会算账，年年都在做亏本的生意，父亲为他高兴，也由得他。

每年生日，他都想大操大办。七十、七十五、八十，父亲为他大摆宴席，儿孙亲朋们齐聚一起，为他庆贺。如果不大办也必定要儿女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吃饭。听姑姑说，如果不给他办生日，他会不高兴，直接就表现出来了。 

 随着他一年一年的变老，每次家人聚在一起时，他都要嘱咐父亲，将来他去世了，要多少炮锣鼓，多少队狮子，多少箱礼花，要多大的地方坐多少席，儿孙们要多少人戴孝跟着道士围着他的棺材做法事。他将他的葬礼做了最详细的规划。  

我和堂姐们不解，人都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办这么热闹干什么，这不是给儿女们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么。直到有一天，听父亲和别人谈起爷爷时说，他们那一辈的人，认为红白都是喜事，都希望办得尽量热闹。      

他爱讲古书。总讲一些诸如薛仁贵要吃七桶饭之类的历史神奇小说，他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如果你愿意听，他会照着那个本子不厌其烦地用他那细小的声音，像是说又像是唱地给你讲上一个下午，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没有那本子，他也能张口即来，如数家珍。  

一年夏天，我和堂姐去看他。许是因为很久没见着我们了，许是他那天心情好，他招呼我们自己玩儿后，将后奶奶拖到厨房要她将冰柜里才杀的鸡拿出来煮了给我们吃，在那个狭窄又黑暗的厨房里，他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刀认真而仔细的切着青菜。我们家的男人，都有着极强的大男人主义，他们抱定“男人远庖厨”的信念，从不过问厨房中事。我和姐姐站在厨房门口感叹，“今天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二〇〇九年夏天，他的大儿子患肝癌去世，他尝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听道士说安葬的时候必须推迟几个月才好，于是伯伯的棺木被暂厝在墓地上，不能入土，只用花圈将棺木层层包围。第一个晚上，全村停电，他坐在院子里将稻草编成一股一股的，像一个辫子，长长的。他拄着拐杖，拿着稻草，缓慢地走着，那晚有淡白的月光，地上是他瘦削而落寞的影子。他要去给伯伯点灯。在老家，人死之后会点灯，灯不灭预示着后人会过上好日子。       

二〇一三年夏天，我去老家玩儿，他在看电视，我坐在他对面的桌子上，一边看书一边记着笔记，他时不时地望我一下，最后忍不住了，探过身子来笑着对我说：“多读点书，以后吃轻胜（不费力）饭。”他们那一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辈，一辈子辛苦，却仍旧贫穷。

他是一个农民。

听父亲说，以前他曾偷家里的玉米去换钱交学费，因为直接找爷爷拿钱，他不会给。在那时爷爷的观念是，读书没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种庄稼是最稳当的，就算你睡着了，庄稼也在长。嫁女儿时，他的首要考虑是，对方家是否有大片稻田，只有庄稼，不会让人饿死。  

他对土地有着我们这一辈无法理解的深情。  

当他的儿女长大，日子开始变得好过，不再需要他下地干活时，他仍旧每天五点多天还没亮就上坡去侍弄他的庄稼。他在老房子的地坝上种玉米、南瓜、红薯，但其实他的身体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样好。八十多岁的人，种一天地，去村里的门诊输一天液，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去地里干活了，又不是养不起他，但只要病一好，他就又拿着锄头去地里了。用我弟的话说，“爷爷的三天可以这样来划分，前后两天在医院输液，中间一天在地里。”

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和堂姐在路边闲逛，看见坡上好几块地上开满了油菜花，我惊讶：“这里的油菜花开这么早？”姐姐说，“是爷爷种的。”我不相信，我们家没有一块地在这里啊。回家我问伯母后才知道，原来那块地是父亲买来做别的用途的，爷爷看它空着怪可惜的，就在地上点油菜籽，种蒜苗和其它一些我不知名的蔬菜。春天来了，当别的油菜地还青绿绿的一片时，我家那块地上的油菜花早已经开了，开的那样黄灿灿。  

和家人去上坟，开车路过油菜花时，弟说，“爷爷还是很艰苦勤奋的，就我们家的油菜花开得最早，最好看。”  

那片早开的油菜花，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