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的剧集中，张小敬回忆与熊火帮的厮杀，其中有一个凶徒胳膊文着夸张图案的细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玄宗朝的唐长安人都开始文身了？
来源于网络（右下角胳膊文身）
答案是肯定的。但文身不就是“黥（QING,二声）”，不是古代一种很常见的刑法么？怎么唐代的“正常人”都开始文身了呢？
古代中国人常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半分损伤不得”，所谓文身就是“用荆刺、竹、木、石、骨针、梳形骨器、金属等在人的皮肤上刺绘出有颜色的花纹或图案”，乃是赤裸裸的损伤皮肤，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主流文化嗤之以鼻。
故此文身在唐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称之为“黥（QING,二声）”，这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大家伙儿应该也注意到了，以往比较精良的电视剧里，有的犯人会被刺字，恍惚记得《水浒传》中就有一位好汉就被“文身”了，位置大概在额头那一块儿。
剧中人物:许鹤子
也就是说作为黥的文身是一种残酷的刑法，对于崇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侮辱，也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对犯人人格的践踏。当然，鸡鸣狗盗之辈无所谓的人格。
即是刑法的一种，自然就不会有人“自取其辱”了。
唐以前是这样，唐以后不见得如此了。如果真能“梦回大唐”，回到长安，你肯定能看到街上的小混混们文着夸张的图案招摇过市！为什么呢？难道唐以前的“发肤受之父母”，唐以后的“发肤”就不受之父母了？其实这与“黥”在刑法中的废除、佛教思想的传入等各方面的原因相联系。
来源于网络（图文无关，剧中人物李必）
文身其实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了，到周代正式成为一种刑罚。《周礼·秋官》中有‘墨刑’的相关记载，郑玄为其作注言明: “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而在唐代相关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黥刑的相关记载，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唐代社会对于文身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至少不再认为其是对于罪犯的侮辱或惩罚了。
再者，唐代时期的文身在某些少数民族中很是盛行，例如西北地区嫠面（东汉至隋唐时期流行于以突厥为主体的西北诸民族中，指代哀悼死者时，以刀划面，以至血泪俱流表示沉重）的社会习俗，而嫠也是文身的形式之一；西南少数民族也有相关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下》
“……有纹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濮”在唐代泛称西南少数民族，“俗镂面，以青涅之”指的就是纹面。
唐代文化包容多样，长安更是兼容并收的大都市，西南、西北的人来了长安，自然也引得长安百姓争相模仿。
许鹤子
此外，佛教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唐代统治阶级道教徒较多，但佛教徒也少不了，这当然影响了佛教在长安的传播，而佛教长安的底蕴也是导致上层社会信奉的原因。说白了，此为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后果。
文身与佛教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但其间却有着非常巧妙的关联，可以说，佛教的这一提倡使得文身在唐代广为流传，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中。唐中后期佛教流行印黥之法，“以铜青等画身……，名为印黥。”也就是文身，只不过文的是佛像，这与人们佩戴佛像的寓意相当，认为刺画佛教人物是对佛的虔诚；认为将佛文在身体上，可以得到佛祖的保护，以免除妖魔鬼怪的迫害。
来源于网络（檀棋）
就这三个方面的影响而言，唐代中后期的社会已对文身有了不同的看法，身体发肤虽受之父母容不得半点儿损伤，但文身什么的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尽管如此，文身仍不是社会主流文化，其接受度在唐中后期的汉族人群里只有下层社会中地痞流氓、无赖恶少、贼、市人、仆人中较为广泛。
也就是说，唐中后期的社会中，文身还是小众文化，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接受。文身的人群搞清楚了，那么这些人都文些什么东西呢？会不会也像现代人一样，文个小猪佩奇？或者宋代岳飞一样，文个‘精忠报国’。
细究起来，唐代的文身题材可以分为三类：
山水、动、植物题材，例如京都人王力奴在腹部“刺画山，亭院”；崔承宠年轻的时候“遍身刺一蛇”。这类题材具有审美价值，与现在文身的题材相合、意趣相投。文山水、动植物对文身师的要求比较高，可见唐代的文身技术已是很成熟了。
诗歌文字题材。这就与岳飞背刺‘精忠报国’、现代人刺画姓名等较为接近了。但唐代人生的高雅，行为自是与众不同，他们将对诗歌的喜爱已接近癫狂，喜好诗歌就要将其一笔一划全部都刻在身上。
例如唐荆州地区有一个生性放荡、极爱白居易诗词的浪子葛清，“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据传共有30多首，由颈部向腹部开始，想必文下来全身也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
唐高陵县也有这么一个案例，说是有一个罪犯在自己的胳膊上分别文刺了一首诗和一个葫芦（有点儿像现代人文刺左青龙、右白虎），文诗表达了罪犯身为唐人的意气，葫芦则是罪犯对福与碌的美好向往。
剧中人物：李必
还有一类题材为刺画宗教人物。唐代佛教盛行，且因‘印黥’的流行，佛教天王也是文身中的重要题材。话说，唐元和末年成都有这么一号人物，遍身文刺佛陀天王力士像，以祈求佛像能在其干坏事的时候保佑他，后被制服后，为了打击他，还特意毁了其身上的文刺。
文刺佛像的人物中还有一个叫驺路神的，其“背刺天王”，并且还定期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对背上的天王叩拜，他认为这样佛就能保其平安。
这一类文刺题材主要来源于唐百姓对佛的崇拜与信仰，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与文刺诗歌、以及山水景色、动植物图案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利益的趋势，而后者是真正人生意趣的体现、个性的解放以及对自由的追逐。
可以说，至晚唐时期，文身已然变成了一种“时尚”，并且在中下层社会中生根发芽、从而走向枝繁叶茂！
所以《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小混混文身也就不足为奇啦！完全是符合历史史实的细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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