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白诗歌中“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诗性”浅析

 李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一贯地被冠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名号，他的诗歌也被“画地为牢”地归为浪漫主义诗歌。如果单以“浪漫主义”的角度去观照的话，不可否认，李白的诗歌的确有符合“浪漫主义”理论所规定的某些特征，但以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解读李白，似乎会忽略掉他诗歌中所蕴含的另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中较为明显的就是他诗歌中“现实”的一面。
  从一个二元对立的角度看的话，这种“现实”可以说是与“浪漫”相对的，但是并不一定具有对称性或者对等性。如果用相对“强势”的一方去覆盖或者遮蔽掉较为“弱势”的一方，那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因而，可以说李白的诗歌体现的是一种并包性，是一种“浪漫”与“现实”结合而生成的“诗性”。也许诗歌并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当诗歌经过了各种理论的层层剖析之后，回到原初，归为本源，这时的诗歌就带有一种“看山还是山”的无穷意味了。李白的诗歌其实也不例外，也许只是很简单地传达了一种诗歌的性情，只是这种性情的阐释是特别而又复杂的。他用浪漫的个性去表达现实的共性，而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最终指向的一个本源与终极的问题都是——生存。
  为何说李白的诗歌是用浪漫的个性去表现现实的共性呢？即“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诗性”呢？下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要的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要说明李白诗歌中的浪漫个性（浪漫诗性），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去分析无疑是个较为直接的办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条捷径了。浪漫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浪漫主义表现情感、理想和个性。这是一种与外在相对的内在的主观情感，一种与现实相对的个人理想，与传统相对的体现共性的个性，这些都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主观性的体现。李白的诗歌《梁父吟》，先是歌咏“朝歌屠叟”“高阳酒徒”到“攀龙叩关”“接猱搏虎”等形象，前人称其为“婉转曲折，若断若续，骤续之，几不知为何语”[1]，又有人称之为“辞意错乱无序”[2]。其实，这种大量用典造成的狂放不羁的感觉，那些“屠叟酒徒”之类的形象都是李白用来自比的，这是李白诗歌中“形象塑造理想化”的具体体现，而这些理想的形象并不与其真实的经历相符合。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讲的“人是创造理想的动物”一样，李白正是通过他的“语无伦次”在创造着属于他的个人理想。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李白诗歌中所投射的强烈的主观性——他并不依照自身的经历或者实际去表达情感，而是通过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与想象来表达内心的主观情感和理想，从而突显主体的自由情感和浪漫精神。
  其次，李白诗歌的浪漫个性还与他笔下所呈现的“自然”有很大的联系。李白擅长山水诗，他笔下的自然风光充满了灵性。李白笔下的自然风光已非一种简单的客观对象。客观现实一旦进入视野，就带有一种主观的情感，成为其诗歌所要表达的种种意象和意境，此时的外在便成为表现诗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对象。这其实便是王国维所说的“主观之诗人”。其实，联想到卢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口号，“回到自然”其实是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回到未被现代文明玷污的人的自然本性；二是回到邈远幽静、质朴纯静的大自然。”[3]卢梭的这种“回到自然”的口号其实是带有对西方长期以来主客对立的逆袭意味了。而由古希腊开始的西方传统文化主要体现的还是一种主客对立的关系。与西方的不同，中国追求的是一种主客的协调与融合，而李白的山水诗是属于主体的“人的自然本性”和客体的“大自然”的融合。这其实也是李白诗歌中“浪漫”与“现实”结合的体现之一。“回到自然”的浪漫其实是以自然地现实为基础的，而不完全是在一个子虚乌有的时间或者空间内驰骋于古今天地的想象。
  从上所提及的李白的一些诗歌似乎都在讲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好像用浪漫主义的某些重要的理论去分析李白的诗歌都能对号入座一样。其实不然，上述其实也不能说明李白就是浪漫主义或者李白的诗歌就是浪漫主义的诗歌。如果单以理论去对应现象也许会犯一种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错误。毕竟与西方文论不同，中国古代的诗歌并没有像西方文学一样被规定在一定的理念范围以内，即使是被归于某种范围之内，那二者范围之内所要求的条例与规则也不是相同的，至少不完全相同。所以，上述李白的某些诗歌也只是为了说明李白诗歌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浪漫气质和饱满的浪漫个性，是他的复杂性和“诗性”中浪漫情怀的体现。而与此相对应的则还有另外一些不属于浪漫个性的诗性，即“现实诗性”。
  其实，李白的诗歌，就一些较为典型的被称之为“浪漫”的诗歌，也并非全是体现的浪漫。比如《蜀道难》，其间所用的夸张手法来写蜀道的险峻突兀，而蜀道的险峻也并非只是夸张，山道之险其实也是现实存在的。这里为了更好的说明李白诗歌中“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诗性”，主要以类别这种较为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而从微观的角度单从某一些个体的诗歌去看的话，也是一种“浪漫”与“现实”结合的体现。
  那么，李白诗歌中的“现实诗性”又是怎样体现的呢？这与前面所提的“浪漫诗性”又相矛盾吗？如果从“现实主义”的经验入手的话，李白的诗歌也只是称得上带有“现实主义”的某一些特性，就像有“浪漫主义”的某些特征一样。“现实主义”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就是：从表现手段或者方法上看是力求“真实性”；从表现的对象上看是力求“客观性”。然而从李白的游仙诗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诗歌并没有现实主义的那种“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这也不能就说李白的诗歌没有“真实”和“客观”。
  比如在《古风》的组诗中，其中涉及的思想主题大部分与开元、天宝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反映了那个时期人民对于统治阶级愤懑的普遍情绪，是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也可以称得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白的诗歌并非全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只是他表现的手法比较隐晦曲折而已。他并不像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从手法和内容上都力求真实和客观，李白只是表现出了某些或者一部分真实和客观，并且那些现实的表现手法还是带着浪漫的色彩的。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是不完全吻合的。如果硬要用“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去定义李白，那也许会陷入一个陷阱或者某种偏见之中。所以，在经过了理论对于现象的分析之后，并不能立刻就给李白或者李白的诗歌一个完全的定义，也许用“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诗性”诗人或者“诗性”诗歌来解读李白会比较恰当 。这正如高尔基所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结合在一起的。”[4]这也许会被认为是一种中庸之态或者无用的解析，但我觉得这种“中庸”或者“无用”至少比被束缚在“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中要略胜一筹。
  如果暂时抛开或者遗忘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把李白的诗歌看成是“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诗性”之诗的话，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生存。生存是人类本源与终极的一个问题，是人之为人必须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无论是李白的游仙诗、山水诗、离别诗还是咏史诗，无不体现出一种关乎生存的况味。离别之愁，山水之乐，游仙之虚，咏史之实······其实都是人类生存的种种缩影而已。无论现实的生存面临怎样的境遇，而人类又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去表现生存或者死······这些，都在李白的诗歌中以或实或虚，或放浪不羁或严肃忧心的姿态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李白诗歌的“诗性”所在，这也并不是用“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能去简单定义的。
  以上就是我对李白诗歌中“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诗性”简析。通过这种从理论回到现象本身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到现象本身的内部，而且可以察觉到理论的某些缺陷与不足。在这种体认之下，去正确地看待理论，辩证地分析文学现象本身，从而得到更理性深层的认识，以此来反观我们的理论和文学现象本身。 

参考文献：
[1] 王琦. 《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 1997年版.
[2] 朱谏. 《李诗辩疑》.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8页.
[3] 孙宜学. 《中外浪漫主义文学导引》[M].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3页.
[4] [苏]高尔基著,戈宝权译《我怎样学习写作》[M]. 三联书店, 195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