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发生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是一个特别的时期，首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的由统一走向分裂（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其次，由于汉末三国战争而带来的人口流失，加之两汉魏晋以来的少数名族内迁政策，中国地区所谓外族人口比例急剧扩大，呈现出一种从所未有的夷狄强而中华弱的趋势，再次，西晋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间，几无岁不旱，关中大饥，以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后又有蝗灾瘟疫，死者无数，流屍满河，白骨蔽野。频发的天灾带来大规模的灾民流徙，也对国家底层结构造成极大的破坏。再次，自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中央政治斗争一再上演，先是辅政大臣杨骏一党，为司马诸王及贾南风后党联合诛灭，随即诛灭杨骏功臣之一的司马繇被放逐，主持朝政的司马亮、卫瓘也因为司马玮矫诏事件身亡，随后贾南风后党诛杀司马玮最终控制了朝权，在这一时期中央政治绝对谈不上稳定。
不得不让人疑惑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或者说“八王之乱”乱之中居然有八年时间，社会基本稳定，得到了“海内晏然”的评价，《晋书》将其归功于中书监张华的功劳。不得不引人思考几个问题：所谓国家稳定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张华又做了什么,使得一个政治动乱余波未平，天灾频发的国家稳定了八年？
一、国家稳定论
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将国家形成的几种论点
A：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B：国家源于水利工程
C：密集人口
D：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E：地理界限和其他环境因素
F：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均做出了一定的论述，并对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定义为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聚成大一统的国家。
虽然上述说法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但是结合ABDF中各种国家成因论中不难提取出一个结论：国家的起源是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的体系化。
从中国，特别是西晋时期来看，人和人之间具有三种支配关系：
a：身份服从
b：利益服从
c：道义服从
其中形成中国大一统国家最重要因素的就是a项的身份服从。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贵忠篇》有这样的叙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
其中帝王从“天”中取得统御万民的权利，作为“天”赋予帝王权利的延伸便是百官，形成“天-帝王-百官-万民”的支配结构，，从一般百姓的角度来看，上缴赋税，服从徭役的基础就是因为上天赋予了帝王权利，而作为百姓听命于帝王权利的延伸:百官才成为理所应当，同样的道理，百官之间的从属关系根源也在于此.
对于两晋而言，最为凸显b项利益服从的是一般百姓的底层结构。
这里参考《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豪族在乡村的统治和自耕农民”中，对于汉末至魏晋之间的底层论述。如同
崔寔《政论》中：“上家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
《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琦路宝货，臣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两晋间的底层结构已经豪族领主化，大部分的底层民宗依附于豪族生存。最底层的农民让渡自己的权利，通过依附豪族生存，这是服从自身利益的做法，可以将其归纳为利益结合的产物：底层农民失去了一部分的自由和劳动，换取来可耕作的土地，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
c项的道义服从，更多的情况是由a、b项异化而来，当出现c项时，作为被支配一方的侠士、义士，即没有出现身份上的高低差异、也没有直接的利益交换，却根据个人道德认知而行动。
虽然三种服从本质各有不同，在讨论具体的社会问题，更多的出现的是三种服从方式组合出现，比如说一般的底层农民，虽然根据b服从于地方豪族，同时也根据a项服从于地方长官，当然更多的时候地方豪族通过取得地方长官的职位同时对底层人民进行两种模式的支配。
回到最初的问题，按照上述支配关系，所谓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什么？
本人认为，中国式的大一统国家稳定的基础是：当上述三种支配关系呈现：a>>b+c的情况，国家趋于稳定，当然abc难以量化，这里引用川本芳昭在《中华的奔溃与扩大》中总结的秦汉帝国的基本原则：在绝对的皇帝统治下，存在着数量庞大，基本均质的民众。可以将上述a>>b+c国家稳定的情况表述为：在绝对天赋皇权的统治下，对底层人民的利益服从、道义服从进行有效压制。
二、中书监和国家运行
封建时代，国家唯一由“天”指定对万民进行统御的皇权，围绕这一权利中心，建立起复杂的行政运转机制，通过皇帝统领官员，官员统领百姓实现对国内人口、财税的客观控制，然而作为权利中心的皇帝，一方面没有诸事亲为的精力，也不见得对于国家运行中的各项制度完全了解。这时候，从属于皇帝的幕僚，辅助决策的官员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皇帝一再提高其政治地位，并且做为常设机构而扩大。汉武帝时，开设内朝，皇帝秘书人员尚书裁决军国要事，并发展成为尚书台，曹魏时期，中书省兴起，成为总揽事务的秘书部门，尚书台转化为政府机构，晋时，又设立“门下省”，通过侍中和黄门侍郎对中书省指令进行审查，成为中央的审查机关。
西晋时期，虽然名义上以门下省为重（门下设侍中4人、中书省设中书监1人、中书令1人、尚书省设尚书令1人，左右仆射各1人），但是
《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
这里荀勖将中书省比作“凤凰池”，并对迁入尚书省而罔罔怅恨，说明在西晋时期，中央实际对国家大事进行商议、决策的是以中书令、中书监为首的中书省。
张华因为司马攸问题及冯紞的从中作梗，司马炎借太庙屋梁折断而免官，但是一直以列候在朝，永熙元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以张华为太子少傅，在司马玮矫诏杀司马亮、卫瓘兵乱之中，建议惠帝以驺虞幡使外军解严，顺利平稳了中央朝政，同时作为平乱首功，拜为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
且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
《晋书·卷四十·贾模传》：模乃尽心匡弼，推张华、裴顗同心辅政。
从中央派别来看，张华得到了后党、士人的支持，从官员分布来来，裴頠作为中书令、贾模作为门下侍中，张华得到了中央核心决策部门的全力支持，可以说，下来各项政策均出自张华之手也未必夸张。
三、赦宥及宗室出镇
《晋书·卷四·惠帝纪》：乙丑，以玮擅害亮、瓘，杀之。曲赦洛阳。
汉朝以来，赦宥制度得到确立和发展，赦宥在原有的对刑法进行赦免的基础上，有了对一般百姓民事义务赦免的先例，是对第一部分，a、身份服从的强化。回到上文，在诛杀司马玮兵乱，之后，立即对国家首都进行了曲赦，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首都进行曲赦，个人认为，这次曲赦的内容应该是：朝堂、禁军之中只诛首恶，不涉从者。杨骏受诛杀时，受到牵连的是杨骏一党几乎全员，然而司马玮兵乱时候，本可以借着矫诏事件同时对宗室其余诸王及诸文人集团进行清洗，却没有进行，说明这次曲赦的目的在于稳定中央，稳定压倒一切。
同时这次曲赦，对于中央人心同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来说赦宥一般对象多为百姓，对于官员的赦宥多是因冤平反原因，当事人多已亡去，对众多朝臣及首都禁军多没有多少影响。这次对于朝臣及禁军的曲赦，毫无疑问加强中央各部分的a、身份服从，自此虽然贾南风暴乱，但是在中央，并没有出现a、身份服从的减弱。
在对洛阳进行曲赦两个月后，张华开始着手将宗室诸王中有力者，使之出镇，不同于司马亮使诸王之国的建议，出镇负有相应的军事意义，同时由于司马亮等重权宗室的被诛，宗室权望更加倾向与托身于皇权之下，而不是从分取皇权。
《晋书·卷四·惠帝纪》：（公元291年）八月庚申，以赵王伦为征东将军、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河间王颙为北中郎将，镇邺；太子太师何劭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
（公元291年）九月甲午，大将军、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
（公元296年）徵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
（公元299年）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颍为镇北大将军，镇邺。
上述4条记录是记录于《晋书·卷四·惠帝纪》中对诸王的出镇变动，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不同于司马炎时期对于诸王出镇的安排多是具有军事才能的诸王在出镇地区的调整，这几次调整，均是中央到地方、地方到中央的出镇调整，虽然出镇调整受到具体军事任务的影响，当是没有采取换地区的方式，而是采取将宗室诸王召回中央，重新出镇的方式。
诸王出镇对于国家整体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诸王作为皇权的直接延伸，对州郡事务进行直接干预是对a、身份服从的强化，同时也有一定的对地方豪强b、利益服从的压制作用。
同时对于天灾频发的现状，在公元294年也就是永平四年，发布了对受灾州郡的赦令。
《晋书·卷四·惠帝纪》：九月丙辰，赦诸州之遭地灾者。
在永平九年更是“诏遣御史巡行振贷”，这次针对受灾州郡的赦令，应该是州郡百姓徭役、赋税的赦免，赦免范围几乎涉及全国，同时下派中央御史进行振贷，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处置，也是对a、身份服从的强化。
四、结语
应该说，在司马玮被诛到太子被废为庶人这段时间内，张华通过赦宥合理的抚恤调度，针对各军事行动指派宗室出镇，对中央到州郡人员的a、身份服从进行强化，维持了西晋一时的平衡，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太子被废之后，司马伦起兵，杀贾南风，害张华，以相国领国政的很长一段时期，西晋扔维持了一定的稳定状态，在诸王对皇权进行肆意玩弄，外族入侵对入侵州郡结构进行彻底重组之后，西晋才走上了彻底的混乱，待到司马睿在江南收拾政权，承继大统之后，形成所谓皇权同豪族士人共治天下的局面，北部中国完全沦为外族驰骋的疆场时，对晋朝皇权的身份认同才实质性的弱于利益认同。
身份认同一旦形成并且配以合理运作的官僚制度，会爆发出无法想象的力量，中国在魏晋时期、南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均出现的南北对峙局面对身份认同的力量有很好的说明。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王朝更迭率下各个王朝的覆灭下的一般人民生出无限的叹息之感，历史无法假设，但是不禁想到如果所谓前朝能够有稍微一点点的“靠谱”，至于会出现这样的人间地狱的景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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