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笨人，做事只能一件一件来。本来以为高考冲刺结束之后，自己可以专心过一段“有趣”的闲人生活，可没有想到，还是为“名利”又奔波了一个月，7月底终于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了——把想看的人看看，把想读的书读读，把想去的地方走走，把想晒的幸福晒晒，把想发的牢骚发发，把肚子里的半瓶醋再晃晃，把矫情的老郭再“装装”……
于是无来由的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莫言先生的《檀香刑》，读一本小说，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之一，也算是高大上了吧！（其实我更愿意去看《战狼2》，但不是因为看电影太贵嘛，看来读书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装文艺的形式。）看完之后，好像不胡扯点什么，也不是我老郭的风格，可扯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也不是老郭的特长，既然是做自己的想做的事，那自然也该是扯自己想扯的淡。对不对，严谨不严谨，甚至大家喜欢不喜欢，都不是我要考虑的，老郭唯一考虑的就是自己扯高兴了没有。
老郭本就是俗人一枚，想要让一个世俗之人扯出崇高的东西来，那只能是装逼了。读书、行走都是了解别人的世界，但不一定你就能理解别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本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赋予了它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崇高和世俗、伟大和卑微、有用和无用、有趣和无趣甚至正确和错误、英雄和无赖等等只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罢了！
《檀香刑》的故事背景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这样的大背景下涌现几个大英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至少在这样的乱世中出几个“奸雄”吧！但读完小说让人遗憾的是故事却从几个怎么也成不了英雄的市井俗人讲起——风情万种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回乡归隐的专职刽子手赵姥姥，杀狗屠猪的 “傻”小子赵小甲，即使是在山东早已一带流转的抗德英雄孙丙，在小说中也成为一个风流成性、不负责任的猫腔戏子。就是这样一群世俗之人的眼光，却交代出了那样一个充满激情、充满崇高的英雄大戏。人生大舞台，但舞台上的未必就是人生的全部。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崇高，用崇高的眼光读世俗，人生翻转，翻转人生，才可能更多一份通透和平和。
老郭就把故事中的几个人的人生翻转和大家扯扯吧
职业的崇高感和世俗的冷漠感——刽子手赵甲
读《檀香刑》很多人觉得害怕，甚至会恶心，原因就在于故事的焦点集中在了一场行刑的“大戏”上。而这场大戏的主角就是刽子手——以杀人为职业的一群人。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下，一提这三个字，就充满着阴森恐怖。它比杀手更无情，更不讲是非曲直。它比杀手更职业，在杀人的事上还要讲究 “精益求精”。无论如何我们这些世俗之人是不会把“刽子手”和崇高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
但刽子手赵甲就不一样，无论当初是怎么样迫于生计无奈的从事了这个职业，（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无奈被动地选择了我们的职业）但赵甲在“刽子手文化”的熏陶之下，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从职称最低的“外甥”一步步做到了最高的“姥姥”，更主要的是在这一行里，逐渐找到了崇高感——“国家的法律和威严最后都要通过咱的手来执行和体现”，于是就既可以用“阎王闩”把敢偷咸丰爷的七星鸟枪的小太监脑袋挤裂，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袁世凯大人把革命义士钱雄飞凌迟，还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檀香刑让自己的亲家孙丙成为“英雄”。在我们看来是惨无人道的屠戮，在他们眼里却可能是艺术或技艺的登峰造极之作。这就是一个刽子手的人生翻转吧。
无意也不应该更没必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评价这个角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但通过翻转这个刽子手的人生，我们也许对崇高多了一层思考。我们有时候自诩的那些的崇高，是不是也是一厢情愿。比如教书育人的翻转也许就是挣钱养家。而当那些高考工厂在标榜自己的升学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翻转一下他们对教育的亵渎和蹂躏。
赵甲一生最得意的就是有手里有老佛爷赐的念珠和光绪帝赐的龙椅，正凭借这才能让朝廷命官为之下跪。赵甲自鸣得意老佛爷所赐“行行出状元”，“小的下贱，但小的从事的工作不下贱，小的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纵有千万条律令，但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可和这种崇高感相伴生的是只专注于奇迹的诞生的世俗的冷漠感，没有生命的温度，没有人性的悲悯，有的只是一个个崇高的职业奇迹背后的冷漠。陶醉于自我所营造的崇高感的包围中，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而不能翻转人生，看到职业崇高背后的世俗情怀，估计这样的职业荣誉也是一种伪崇高。过去的乡塾中的先生之所以受人尊敬，除了人们对知识的崇敬外，更主要是先生们服务于一方乡邻，有世俗温度。
理想的崇高感和现实的无奈感——县令钱丁
不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我们都无法做到像刽子手赵甲一样，而能读小说的人，估计也不可能做到像孙丙一样，倒是高密县令钱丁身上，更能找到一些我们自己的影子。
尽管从才学上我们比不得钱县令是光绪癸未进士，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同学——正儿八经的高知、精英。从颜值上，我们更是无法和钱县令相提并论，人家是一表人才、英武不凡，“红脸膛上焕发着光彩”、“眉如卧蚕”、“目光如点漆”，特别是“有一部飘飘欲仙的好胡须”。有才有貌还“勤政爱民”——每年惊蛰时“扶犁劝农”，清明时“种桃植桑”，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教化坊前“设桌讲经，劝谕百姓”，为了不使更多的百姓被德国人的枪炮蹂躏，仗义为民请命，甚至只身赴危抓获孙丙。如果单纯这一面来看，钱丁也可算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了。
这一切自然不是我们能比的了，但是把钱县令的人生翻转，在人生另一面，我们看到了钱丁的精神困境和现实的尴尬，看到了知识分子理想的崇高感和现实的无奈感，也似乎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
抛开他所处的时代朝廷，钱县令确实在用行动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安社稷、济苍生”的人生大理想，而且他也确实有资格、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抱负。 但人永远不是脱离现实而生存的，再崇高的理想都不免遭受现实泼过来的无情脏水。身为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却要向政客一样玩弄权术；本是为民请命的好官，却不自觉的担当者统治者、侵略者的走狗和帮凶。
其实谁的当初不是怀着崇高的理想走进这个社会的，在现实的泥淖中磨掉、放弃自己的理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那一条都不可辩驳，也都能理解甚至共鸣。所以，读完小说，对钱丁我却恨不起啦，或者没有恨，甚至是有些同情。因为他还在挣扎，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挣扎，在理想价值观和现实得失观中挣扎，在一个有良知的士人和无底线的政客之间挣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能也不可避免地在这种挣扎当中，只不过面临处境、具体问题不相同而已。
我们敬佩屈原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我们赞叹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们羡慕陶渊明的“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但我们大多数时候如同钱丁一样，没有这种舍生取义的勇气，但又没有办法从容抛弃那些多年浸染的文化人格和道德原则，于是，精神上的挣扎就不可避免。而这种挣扎不是只在钱丁身上有，也不是只在钱丁那个时代有，自古有之，数见不鲜。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文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挣扎和冲突会更明显：过去说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之间有代沟，随后是十年一个代沟，现在是95后的已经和90后的有代沟了。
在鲜血和残酷现实的刺激下，钱丁好像是“觉醒”了，挥刀自向。有人说这是绝望，我倒是在这里看到了希望，看到崇高的理想陷入泥淖无法自拔时良知底线却没有丢失。如果钱县令最后升官发财我觉得那才是真正让人绝望的时刻。死有时不一定是悲剧，起码是一种不妥协。可是我们又在这理想和现实的挣扎中妥协了多少呢？我们中又有多少人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至少我们不能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不是所有的崇高都值得尊敬，不是所有的世俗都缺乏崇高。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士人，还是 “君子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我们都不能脱离世俗，被自己一厢情愿的“伪崇高”所绑架；也不能在为人民币、奔波柴米油盐的琐碎的日子中找不到“崇高感”，世俗和情怀我们都要，这也就是“世俗情怀”吧。说情怀好像有追潮流、赶时髦的嫌疑，起码也应该是“世俗温度”吧。不能在世俗生活中找到温度、找到热爱，那即使是崇高也是冷冰冰的“伪崇高”。脱离世俗、自标清高的崇高，没有烟火气息，那到底也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牢房，自己给自己在上“檀香刑”（装崇高给人看）。
不伪、不装，踏踏实实做一个有温度的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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